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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中的亚洲的亲日通敌者是爱国者的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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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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帖子主题: 二战中的亚洲的亲日通敌者是爱国者的同义语   二战中的亚洲的亲日通敌者是爱国者的同义语 Icon_minitime周二 七月 24, 2007 7:14 am

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所著的《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一书用大量翔实的史实资料指出了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亚洲国家的亲日通敌者实际上是爱国者的同义语。

博伊尔在该书的第一章《亚洲式的合作》中写道:“不管是接受了***或***的主张的中国人,只要他们还记得汪精卫这个人,他们都是把汪当作中国现代史上的大坏蛋来看待的。因此我一开始就应当声明,我写本书的目的并不是要搜集证据来支持多数人认定汪是个卖国贼的论点。我的目的也不是想要站在那些觉得可以从汪的身上找到纯属英雄品质的人的一边。在心理方面,汪精卫和大多数跟他一起同日本搞合作的人,与不搞合作的***和***的领导人是同样复杂的。

汪的政敌蒋介石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同汪一样都主张和日本修好,他并不反对汪的修好政策。然而,西安事变迫使蒋放弃绥靖政策,而汪却仍然坚持认为,采取修好政策虽属万不得已,但也还是有好处的。

问题是:汪精卫究竟是不是一个傀儡?或者,把这个问题用更加普通的词汇来表达:以傀儡这个词来形容(亚洲国家的亲日)对敌合作者究竟有多大用处呢?

就中国的历史来说,这一词又有多大用处呢?中国历史的特征是,中国人民在外国人统治下也能生存下去,甚至还能生存得很好。(美国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写道:‘暴君是谁,这倒没有多大关系。只要他‘发点善心’,能适应这个制度就行了。历史上没有其他国家象中国这样出现过那么多能够设法同征服者和平相处的显赫人物。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呢,难道中国历史没有提供大量有说服力的事例吗?’

最富有特点的,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亚洲的背景而言,傀儡一词又有多大用处呢,而当时和日本合作往往意味着---或被认为是意味着---从西方帝国主义统治下或从布尔什维克化的幽灵中得到解放。就这一点来说,看来合作者具有的污点(或没有污点)同合作者被人利用到什么程度之间关系不大。相反地,从民族主义的观点看来,污点(或没有污点)是指某人的合作方式起了什么作用。如果同‘敌人’的合作与民族主义不矛盾---或能使之看起来不矛盾---那末‘傀儡’就不但不会蒙受耻辱,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还会得到很高的评价。

例如,菲律宾的曼纽尔·罗哈斯和日本的合作就是在有所选择的基础上进行的。他是战时供应日本陆军的大米采购机构的董事长,但他拒绝接受日本要他当总统的请求;他是一九四三年日本赞助的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并以他的显赫地位使共和国的声望有所提高;当日本要求菲律宾对美宣战时,罗哈斯说服了那些反对派,要他们‘别犯公然抗拒日本的错误’。当罗哈斯和曾起誓‘不放过任何一个不忠诚的菲律宾人’的(美军统帅)麦克阿瑟见面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热情地拥抱了他。由于麦克阿瑟的支持,罗哈斯于一九四六年成了战后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最能说明菲律宾人对待菲奸持两可态度的例子,恐怕要算当过日本支持的‘共和国’总统的何塞·劳雷尔了。在日本占领结束以后,劳雷尔被控有一百多条叛国的罪状,但在受审判以前获得了赦免,之后他又当选为参议员,而且在一九四九年的总统竞选中几乎获得成功。今天,他的照片上简单地题着‘劳雷尔总统’几个字,和菲律宾其他总统的照片一起挂在马拉加南的大厅里。

在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和日本占领当局所追求的目标配合得很好。(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于亚洲人(日本人)能把一个欧洲殖民国家(荷兰)打败的壮观局面,在心理上是令人满意的。印度尼西亚战后第一任总统民族英雄苏加诺写道:‘(日本的占领使)我们印度尼西亚人由此懂得白种主人(荷兰殖民者)和一般白种人并不是天生就高人一等的,亚洲人能够很容易地把他们撵走。’当战争接近结束的时候,日本人不得不要求印度尼西亚帮助建立一支由本地人组成的辅助军队,以抗击盟军即将进行的人侵,苏加诺和他的同僚们都乐于照办。

尽管印度爱国者苏巴斯·钱德拉·博斯同日本人搞了合作,他也受到类似的尊重。一九四五年,他在日本人的赞助下组成印度国民军,打算让这支陆军作为日本大举进攻时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到印度去把英国人赶走。由于日本人在缅甸战场的失败才使他的计划受到挫折。他在战争将近结束时,在台湾上空因飞机失事而死去,但今天他仍然被当作是一位民族英雄而活在他的许多同胞的心里。一九***年印度还发行过印有他的肖像和印度国民军军徽的印度邮票。在战后印度的对敌合作者以叛国罪受审时,甘地和尼赫鲁都证明博斯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者。

在缅甸,(与日本)合作主义者的行列中也有许多值得尊敬的爱国者,其中包括巴莫博士、昂山和于一九六二年上台的军事独裁者奈温。巴莫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支持的一个缅甸政权的首脑,他在写到他和日本人的合作时显然感到自豪,他激动地写道,他感到是缅甸以及亚洲所有的独立国家欠了日本一笔债,正是这笔债使缅甸的对日合作者们觉得合作不仅有理而且还有功呢。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书的历史背景---战时的中国。人们在使用傀儡一词时,选择和回旋的余地是很大的。大多数中国人和西方人都认定汪精卫是日本的傀儡;但是基于相同的理由,许多日本的学者和宣传家则同样坚信蒋介石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对他们来说,这个论点是以孙中山关于中国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次殖民地’这一理论为根据的。甚至有更多的人,特别是日本军界人士,在西安事变以后的时期里,认为蒋介石是中国***或苏联的傀儡,或者是它们共同的傀儡。这二者之间的区别是不明确的,因为对于多数人来说,中国***也只不过是苏联的傀儡而已。按照这种观点,正是***人煽动中国人民激起一种主要指向日本的排外主义的浪潮,并且鼓励***对日本进行毫无用处的抵抗,而把他们自己的军队完好无损地保存起来。许多日本领导人对此是太了解了,认为蒋只是被***所利用了,而***一俟***和日本的实力消耗得筋疲力竭,就要进而把中国苏维埃化了(历史证实了这一看法是正确的---编者注)。

如上所述,可见对于傀儡这个词的使用应该谨慎一些,而在亚洲使用这个词时尤其应该如此。在这方面,之所以要谨慎小心还有另一个理由,那就是本书所讨论到的‘傀儡’中,事实上很少是无灵魂的傀儡,完全按照他们主子的要求办事,自己根本一点也没有发言权。由于把人的复杂个性和政治行为过分简单化了,傀儡这个词所表达的形象往往会使人发生误解。

满洲国傀儡溥仪也许是唯一可以毫无保留地称之为傀儡的对日合作者。但是,由于这位可悲的溥仪的背景和个性,他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他身居深宫,在太监管制下长大,这就按中国专制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够落后的,可是这倒是培养傀儡这种角色的绝妙环境。溥仪追忆说,当关东军司令官通知他,日本政府即将承认他为满洲国的皇帝时,他简直欣喜若狂。他说,‘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必须得搞一套龙袍……而这套龙袍正是我二十二年来一直梦寐以求的。’其他被日本人挑选出来的‘傀儡’没有一个象溥仪那样地顺从。”

上述对该书第一章《亚洲式的合作》的摘要清楚地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亚洲国家的亲日通敌者实际上是爱国者的同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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