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中战事爆发“真相”

作者：德意志菜桶

（一）

关于通州事件，许多年前看的内部资料，现在找不到，不过日本的史料多得很，7月29日发生，日本总动员，华北事变全面爆发。 (博讯 ***.com)

8月上旬，蒋在陈诚撺掇下，决定先发制人，将在上海日租界的日军及吴淞口的日海军赶走，按照1932年《凇沪停战协定》，中国在上海附近不得有正规部队，只能有保安队，于是蒋把正规军两个师穿上保安队制服，派如上海市区，当时日租界内有日军两个营（大队），共1600人左右，在吴淞有军舰及水兵约2000 人，蒋以为日军人数稀少，可一举攻下。8月9日，日军一名大尉和一名士兵在街上巡逻时被假保安队打死，蒋方面反污是日军（2个人！）进攻虹口机场，被中国军人反击打死（此说现在在一些国内出版的书中仍被当作事实宣传）。因为虹口机场中国军队可以驻扎，所以如此造谣。8月14日，蒋军全面进攻日军，人数对比在10：1以上，谁知日军坚守，不退反功，日军从青岛紧急调兵2个大队增援，蒋增兵两个师仍无进展，蒋继续增兵达51个师共55万人，日军陆续增兵5个师团，日军在1：10的情况下，将蒋军由上海以东海边赶到上海以西，后在金山卫登陆，切断沪杭铁路及京沪铁路，蒋军惊慌撤退，退过长江，南京失守。

8.13凇沪战事系蒋方面挑起无疑,但又不肯承认,伪造证据,为各国厌恶,国际同情在日本一边,中国方面在自己国土上抗战,却受到国际批评,原由在此,只是因东西列强利益不同,才保持中立,此时若中国对日本宣战,各国当同时对双方禁运,因此直到美国对日宣战后,才狐假虎威低宣战。

可悲,在自己国土上的战争不被当作反侵略战争!

这就是中国人一向喜欢颠倒是非的代价!是不重视国际法的代价!假话骗人,有理也无理!

可悲,假话可以休。

（二）

历史是由一连串不大的事组成的，华北事变由卢沟桥事件、南苑事件、广安门事件、天津事件、通州事件等一连串相关程度不高的事情组成。我一直奇怪：二十九军上层如宋哲元、秦德纯等人是不敢反日的，相反他们与日本方面的关系比较融洽，因为二十九军是冯玉祥残部，受日、蒋、阎三面威胁，绝不敢对日挑衅，但卢沟桥事件中，宛平守军无故对城外日军开枪，日军发现士兵失踪后与之交涉，又无故开枪；南苑事件中，日军进行示威性演习，又是二十九军首先挑衅；尤其荒唐的是广安门事件：二十九军已经与日军协商，允许日军两个大队经广安门进入东交民巷日使领馆警戒，当日军进入广安门时，二十九军又突然向日军汽车队开枪，打死打伤几十人，多么荒唐！而这一切决不是二十九军上层所为，从其后可以看出。羊羊羊说，张克侠等，让我有所顿悟：……广安门事件,二十九军的解释是命令未下达，这么大的事，很难说得通的，即使这样，日本仍未决定扩大战略范围。而通州事件则不然：7月29日发生，随即决定总动员。对于这个决定，我长期以为不以为然：不就死了二三百人吗？值得如此大动干戈？但在99年5月事件中，我顿悟了：三个人与十三亿虽不成比例，但经媒体渲染，竟成如此大事！而通州事件中，三百多人被杀，其中高丽人（当时均为日本籍）一百多，日本人接近二百！而且被杀奇惨，其中日本军政人员仅二十多人。经媒体宣传，日本举国震惊， 7.27成为日本的国耻日，直至今日，日人仍切齿，如12.9对美国人。当消息传到，已是震惊，当图片送达日本，报社发表后，其状使外国人也激怒了！在其后，中国受到欧美厌恶，拒绝支持中国抗战。中国在自己国土上抗战竟不被当作反侵略，直到西贡事件后，欧美舆论才对日不利。今井武夫，一个冷静的军人，也被激怒，以至攻克南京后，纵兵！而日军士兵，也按照通州事件中，中国人的干法，仿效！只是规模更大。在南京事件后，西方舆论仍嘲笑中国！他们把此事当作两个野蛮民族的野蛮游戏对待，局外中立。直到1942年，美国人被珍珠港事件气疯后，才重新"发现"中国抗战！认为是反侵略斗争，而蒋此时才敢对日宣战，战争此时已历时四年！当然，通州事件与二十九军无关，但中国政府没有及时与此事脱干系，则是不智。那个队长一直未受惩，后被解放军俘获，再后来居然当上政协委员，还写了文史资料炫耀。

以上分析可知，对于华北事变，蒋没有预料，也没有发动，责任在一连串的小事，而上海事变，则是蒋事先预谋的：他认为，日军在上海仅四千人，可以一举攻下，谁知其军队其臭无比，竟被拿下南京。另外再作事件前后日本战略叙述。

（三）

日本的战略，想必大家知道的也不少，大致分为北上派，南下派以及支那派。日本对本身的分析，基本为：国土狭小、资源贫乏、人口过剩。因此需要向外寻求发展，关键在于发展的方向，而发展的方向取决于所需的资源。当然，资源可以进口，但要付出代价，而日本出口以轻工业品为主，换汇能力低，不能满足需求，因此需要海外殖民地。但因不同地区可以提供的资源大不相同，因此必须慎重考虑。日本需要的资源大致有：煤、铁、有色金属、石油、橡胶以及粮食和食品。而经勘探，满洲有丰富的煤（抚顺、阜新）、铁（本溪）、石油（辽河油田），西伯利亚也有，并且更丰富。石油、橡胶及有色金属在南洋丰富。而中国本部（汉民族聚居区域。日本称为支那）则资源贫乏，煤炭有一些如开滦、井陉（当时对山西煤炭资源认识不够），铁矿基本没有（湖北大冶储量少，品位低，攀枝花未发现），石油、橡胶资源空白。总而言之，"支那"没有日本军需急用物资。基于以上判断，日本认为，满洲对日有用，西伯利亚有用，南洋有用，而支那无用。

对于如何获得资源，日本温和派以外务省为主认为，应通过贸易，与列强保持谨慎友好关系获得，而军人则倾向强硬，但日本是文官执政，军人意见不如财阀有力（这也是二二六军人提出打倒财阀的背景）。一部分年轻军人以陆军大学同学为主，主张占领满洲，进而攻占西伯利亚（因为1905年日俄战争暴露俄军战斗能力低下，因而有此主张），他们一开始还是有限制的，通过帮助张作霖镇压郭鬼子反奉力图得到张的让步，更多站有满洲资源。但张绿林外交使其失算，愤怒下，有皇姑屯事件；接着1931年，在关东军司令官不知到的情况下，用少量部队进攻张学良，张小六子"不抵抗"逃跑，当时关东军是南满铁道守备队，只有 10， 800人，无重武器，而奉军在关外22万人，有最先进飞机200架，大量火炮，及兵工厂。当时张如果抵抗，无疑可以抗住，而关东军的行动没有得到日本陆军大本营的批准，更何况天皇和内阁！因此，关东军下级的行动很难得到支持，张完全可以通过外交斡旋而平息事态，这可从日后日本对事变参加者的惩罚看出。但张跑了，熙恰、马占山和老土匪们降了，日本本应该退出，但利益太大，也就顺水推舟，但还是让满洲国独立了，以应付国际法，还有溥仪……

可以看出虽然,占领满洲符合日本利益，但也不是日本的刻意安排。

（四）此前此后，三派变两派。由老军人和老浪人组成的"支那派"，主张征服支那，1927年田中内阁奏折提出，"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细亚；欲征服亚细亚，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奏折暴光后，在日中两国同时引起愤怒，但愤怒大不相同。中国人从此怀疑这是日本的国家主张，认为日本企图征服中国，方法是蚕食加鲸吞，1931年事变以后，这种认识加重，认为是日本当局者的战略意图，以为中国在日本战略企图中占最重要地位，中国的学者、社会人士、军人均如此认为。已成思维定式。至今未改。

而日本国内的愤怒则不然，陆、海军和思想人士均表愤怒，认为老"支那派"昏聩，中国不是日本的威胁，而征服中国必然大量、长时间用兵，导致财政紧张，陷如泥潭，重要方向的军备必然受到影响，利益却极有限。田中内阁受到强大压力而垮台，"支那派"彻底失败，不再复起。其后，陆、海军发生争论，陆军以关东军石原莞尔（大战略家）为代表，认为日本的首要威胁来自与其相邻的苏俄帝国，苏联有强大的资源储备，而且正在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不久将实现强大的军备，而且西伯利亚土地广大资源丰富，不论是自卫防范，还是拓展发展空间，必须以苏为敌，而且要实行进攻。历史证明，这见解的高明，但由于日本实力不济，没有得到实现，1939年的事态，就是此种见解的发展，而苏军证明了自己的强大，使得日本走上绝路。

而海军认为，只有占领英、荷在南洋的殖民地——马来亚、印度尼西亚才能得到石油和橡胶及有色金属，而英美海军是主要障碍，海军观点占上峰，才有1941年12月间的事情。

总之，在1937年，日本并没有征服"支那"的打算，尤其是石原莞尔更表示：关东军绝不为支那派一兵一卒。只有老浪人土肥原例外，通州事件中被杀死的特务即是土肥原机关的。但土肥原不是军人出身，是黑社会分子，为陆军蔑视，根本吃不开，没人理睬他那一套。

不好意思，罗嗦了一大堆，还没进入正题，但没办法，必须先将前提说清。其后再说明蒋为什么主动行动及后果还有日本再1937年以后的对华企图。

（五）

1932年以后，日本为经营"满洲国"，向承德派兵，其后发生"长城抗战"，战斗中日军击退中国军，进入顺义、通县、马驹桥一带，这在日本是稳固 "满洲国 "安全的消极行动，但在中国普遍被理解为积极行动，与吞并满洲的"鲸吞"相比较，是"蚕食"，是灭亡中国的计划的一部分。日本对自己意图的解释被理解为狡辩，是欺骗小孩子的话。蒋介石此时尚能够理解日本的意图时消极的，所以签定了"塘沽协定"和"何应钦—梅津美治郎协定"，这些协定将北平以东划为安全区，为"满洲国"提供了缓冲区，满足了日本的要求。但祸根也种下了。殷汝耕在通州建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被视为汉奸，其保安队就是以后通州事件的主角。当时中国普遍认为这是对日屈服，日本会得寸进尺，为进一步侵略中国搭跳板，蒋介石被视为"不抵抗"主义的头领，声望一跌千丈，蒋介石一贯以国家民族为号召，激动民族主义来获得凝聚力，这时民族主义***成了蒋的反对者。而***吸取1928年中东路事件中"武装保卫苏联"使民族主义者记恨的教训，拉过了民族主义的大旗，得到学生的支持，1935年"12.9"事件前，中共河北省委只有一百多党员，经费困难，有人靠卖孩子来维持党的经费，这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竟发展到几万人，这时秘密状态下的情况！可见民族主义的威力！

而蒋介石带来实际好处的做法，竟落得骂名和仇恨。蒋晚年说过：我最恨日本人，他们让我被***骂作汉奸——蒋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这也是蒋丢掉政权的开始。

蒋本来是亲日的，他对日本国内情况比较了解，知道日本的战略意图，知道日本国内温和势力的强大，所以他一再要求不刺激日本，所以有"友邦惊诧"、 "漫话皇帝"等事情，这一切都为他招来仇恨，特别是1932年***抗日示威。以民族主义为号召的政党失去号召力，对蒋是致命的，他只能依靠暴力统治，而这是多么靠不住，他很清楚，特别是国内反对他的军事势力众多的情况下。他只有一条出路，就是扛起抗日的大旗。而国内普遍的舆论环境，也使蒋对日疑神疑鬼，他对自己的判断失去信任，而七七事件使他对日绝望。

在1935年，蒋指定了一个五年的军备发展计划，到1940年初步实现主要武器和弹药的自给，到1937年这个计划实现了一半，突然战争爆发，致使弹药无法供应，导致大败。

例如，在最重要的步、机枪子弹方面，当时已经能够拥有子弹流水线，按理说能够生产。但是由于上游产品不配套：覆铜钢板轧机没有进口，导致没有原材料，使生产线长期无法运作。在被日军封锁海上交通线后，二百万军队只能逃跑。

而如果这个计划实现，抗战头几年的被动局面将不会那么厉害，所以讲1937年爆发战争事件太早了：国际孤立，兵备不足，没有盟国。这也是导致汪精卫绝望投敌的原因。

（六）

下面具体分析蒋的行为，由于蒋对日丧失信任。故而格外能听进对日不利的言论。

宛平事件后，他听到的报告是日军无故向宛平射击，转为的议论和他本人的判断都是日军准备向北平进攻，接着南苑冲突的发生更坚定了这个意见，我们知道，这些纯粹使意外事件，并非日本策略。但处在蒋当时那个地位和环境下，听到的都是一面之词，日本的解释被当作欺骗，作出那样的判断也情有可原，其后不断发展的事态更加强了当时的判断。于是他发出庐山讲话，使局面不可收拾。虽然他对南苑、广安门、通州等事件没有之间责任，但他的讲话加剧了紧张和不信任情绪。

而八一三事件则纯粹是蒋事先策划的，他决定先发制人，驱逐伤害日租界的日军，而租界日军是根据辛丑条约进驻的（长辛店日军也一样），若驱逐日军，则其他如英法军也应驱逐，但没有可能和必要，而日军又无特殊举动，没有发出最后通牒的理由，又不能宣战，只好捏造。8月9日，日本巡逻官兵被杀，说成是日本人主动开枪，8月13日晚，假保安队进攻日军，也被说成是日军进攻后自卫。但上海是什么地方？是十万洋人所在，遍布耳目，借口失效，反成欧美厌恶的理由，这样，欧美的同情在日本一方，这对弹药都不能自给的中国方面来说，简直是悲剧。

直到1940年日军趁法国战败，强行进入西贡，才使日本南下野心暴露，被英美引为敌人，对其禁运，这由逼迫日本加紧南下努力，太平洋战争遂爆发，蒋的日子才好过起来，也不在被视为战犯了。过了4年，日被美击败，蒋到称为民族英雄，只是在大陆的日子不长了。

未完待叙，下面谈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对华策略以及不策略。

（七）

战争全面开始以后，从日本的行为上看出，日本事先缺乏准备。

在日军进攻山西时，没有山西的军用地图，甚至连大比例尺的普通地图也没有。日军使用的是普通的小比例尺民用交通图，在这种地图上没有等高线，无法判断地形，这在多山的山西省简直不可想象。但是，这却无意中帮了日军的忙！

因为，没有军用地图，军队高层无法对部队实施直接指挥，只好实施委托式指挥，独立指挥权下放到旅团级，上级只进行大的方向指导。由于指挥权在旅团长，而旅团长可以靠前指挥，可以现地视察地形，反而比在屋子里看军用地图的军事官僚们强，也灵活的多。而没有地形图，他们只好沿公路和大路进军，而中国军对因为熟悉地形，所以想当然地在险要地形上预设阵地，不想却被日军从背后出现，不由的狼狈逃窜。可笑！

也可以看出日军的缺乏准备！

下面再详述战争进展。

在通州事件以前，日本已决定扩大华北事态，他们决定将二十九军驱出平津，让平津成为非武装区，于是他们把二十九军驱到永定河西岸。此事日本的行为只是对二十九军挑衅行为的本能反映，没有想彻底占领华北。当时华北指现在的河北省，很少指山西和其他地区。而通州事件发生以后，日军进行总动员，指导意见是"对华一击"，当时日本天皇和大本营都担心在中国陷如泥潭，而日军高层表示："三个月内解决事态"，其意思是对蒋军猛击，使其受损，迫使蒋对日本道歉，赔偿损失，同时获得更多一些的利益，如将华北辟为非武装区，中国方面只有驻扎警察部队的权利，同时让中国知道日军的厉害，从此再不敢与日本对抗。而中国史家常常把这个理解为"三个月灭亡中国"，把日军的有限目的理解为无限目的，还说什么没有使日本三月灭亡中国的企图得逞，俨然由得意之色，真实太不了解军人的盘算能力了。

此时日本方面没有在华东作战的想法，在上海完全是被动卷入。当时蒋认为，中国军队有90多个军，190多个师，日军只有17个师，25万人，而日本陆军的装备不如中国军队（当时中国军队装备多来自德国、捷克和西班牙以及法、英），作战经验不如中国军队（日本陆军在1905年以后，只有在1914年对在中国和太平洋的德军打国小规模战争，而中国军阀连年混战，自然经验丰富），而且可以利用日本与英、美的矛盾。因此蒋下决心与日开战，而他袭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激怒了本对华不感兴趣的日本海军，于是日本全力打击中国，而蒋军之不堪一击也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在上海日军击败蒋军后，蒋军主力逃到江北，安徽、江苏北部一带，与从青岛南下的一个师团交战，并将其击出台儿庄，于是大以为胜利，谁知日军将计就计，悄悄从南方包围徐州集团的西线，蒋军大骇，逃入湖北，于是日军又想包围武汉集团，蒋又大骇，逃入四川，只是由于李宗仁采取柔性战术，即让开日军来袭方向，随后恢复，这样才得以保全大部军队，于是"持久战"开始，值得注意的是：1938年，日军开始复员军队，将许多现役部队改为预备役，同时建立了一些新部队，这样日军兵力不足，与增加到300万的蒋军相比，无法消灭或灭亡中国。对此，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李宗仁就说：

"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卢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所以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国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卢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淞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即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国各重要都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

"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国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日本的基本政略既已铸成大错，而其小规模局部战略运用错误亦复如出一辙。卢沟桥事变后彼方乘我政府的不备，不宣而战，瞬息即击破我华北的驻军。如果乘胜跟踪穷追，使我政府无喘息的余暇，占领东西交通动脉的陇海路，进迫武汉、南京，截断长江运输，则京、沪不攻自破。日军有此天与的良机而不取，竟将其主力军投入四面崇山峻岭的山西，以致旷日持久，作茧自缚。虽用尽九牛二虎之力，前锋勉强一度进至黄河北岸，然而南望风陵渡，面对汹汹巨浪，何能飞渡？其后虽把主力军抽出，南下围攻徐州，西进攻占开封，企图席卷豫、皖产粮区域，却又被黄河决堤泛滥所阻。逼不得已，乃转循长江西侵。因两岸地形复杂，进展甚缓。到占领武汉，已成强弩之末，形成僵持的局面。”李宗仁认为"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国"，"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遂认为"日本人基本政略铸成大错"，可见中国方面错误判断日本意图又多么严重。其实日本根本就不屑于对"支那"作战，而中国人总是把自己当个宝，以为谁都要来咬两口，这个思维定式，李也未能幸免。日本人并不象李宗仁想象的那么愚蠢，他们才不想把主要力量放在次要方向上，否则中国也就要象李给日本人出的主意那样真的灭亡了。

（八）

日本在华的不策略之处在于，没有想到蒋会坚决不承认错误并拒绝和谈，这才使日军陷在中国八年之久。蒋的不屈服既有个性倔强的一面，也有环境使然，当时抗战的口号喊得很响，如果突然和谈，蒋的处境可能会和汪一样，尽管他有军队，也未必能完全控制，只好硬着头皮往下走。可见有时人会自己挖一个坑跳下去！

日本本没有把"支那"放在眼里，所以上海战事结束以后，命令部队停止前进，但有的师团拒绝服从命令，擅自追击，其他部队遂效仿，不得已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同意进攻南京，战事遂不可收拾——这也是日军流行的"下克上"作风的一个反映，但却使日军陷入一个长期的泥潭，原因：1）日军沦陷一个国家的首都，使战事性质发生变化，由有限战争转变为全面战争，而南京日军复仇行为造成屠杀，引起国际社会厌恶，使得日方成为不义的一方，国际同情微妙地转移到中国一方；2）中国因为首都沦陷，遂无法与日和谈，仇恨加剧，亲日的蒋也没有办法和平了，只好硬撑下去，使日军三个月解决事态的想法变成漫长的八年战争，对日军 1942年以后的局势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九）

再谈华北。

日本本想占领北平以后停止作战，但发生了控制不了的局面。

在北部，占领北平的日军按照起码的军事知识必须占领居庸关，当日军一个旅团占领居庸关关沟时，蒋军悄悄从河北南部调军经门头沟来到南口，同时其他部队占领居庸关北口（八达岭一带），这样包围了日军旅团，日军大部队前来解围，没想到守军占领有利地势，装备弹药齐全，日军无法从南解围，被包围日军也无法向南突围，一时该旅团情况危急，但日军良好的军人素质与作风此时发挥作用：日军让被包围部队向北突围，同时解围部队从南口以西山地经山路绕到北口，这样北口守军反被包围，南口部队连夜经原路向河北南部逃窜！日军来到延庆、怀来一带，二杆子傅作义以人数多于日军但战斗力低下的部队向日军强攻！大家知道，防御天然比进攻有利，傅的军队不足以进攻日军，却足以防御，结果可想而知，而傅在进攻失败后，居然丧失防御决心，仓皇逃跑，日军追击，来到张家口，与草原方向来的日军会合，接着，又分兵两路，一路向西大同方向进攻，另一路向南恒山与五台山之间方向进攻，中国军队企图在平型关拦截东路日军，但被日军从背后绕过，就是本帖在开头说过的情况，在雁门关拦截西路日军，也失算，接下来就是忻口战役了（这期间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林彪部在王品沟伏击日军一个大队，打死日军几百人和车把式千人，虏获许多物资，号称平型关大捷（战役？！））。

可见，日军进入山西，并非事先策划，而是形势发展使然，否则会止于平津。

在天津，中国军队7月底对日天津驻屯军发动突袭，日军极为不利，因为双方人数差别近十倍，但日军坚忍的素质是他们熬到援军来到，本来天津日军的目的只是独占天津，但中国军队在天津以南的地方与其作战，主要作战地点是唐官屯，当时日军作战进攻速度慢比牛爬，10天前进3公里！在中国守军撤退后，追击速度也只有3天10公里！原因是基本作战目的不明确！直到年底才爬到黄河边！可见日军是不断调整作战范围。

李宗仁问到："……日本之所以在战争初期不这样做的道理，一则或许由于无深谋远虑的政治家以及气魄雄伟的战略家，他们相信我们不会长期抵抗，南京、武汉失守之后便要投降了。再则是他们本国之内可能亦有掣肘之处，军阀未能随心所欲。关于此点，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们当可提出极详尽的答案。但是，日本既然不能放手来侵略，则又何必搞此无结果的侵略呢？"他的疑问，长期无人回答，五十年后由我德意志菜桶来回答了，了不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