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思云先生是如何评估汉语

主题: 林思云先生是如何评估汉语周四八月 14, 2008 12:45 pm

汉语优劣论──与芦笛先生商榷（二）

林思云

　我十分同意芦笛先生认为欧洲文字优于汉语的观点。芦笛先生谈到汉语有三大缺点：“首先是‘以字造词’产生内在的含混。第二个问题是望文生义。第三个问题是文法的不严密。”这些我都非常赞同。在我看来，汉语的缺点还不止这些，还有必要继续挖掘。

　欧洲人把语言作为一种工具，而中国人则把语言当作一种艺术，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汉语的一种长处。欧洲人的艺术是建筑、雕塑、绘画等，中国人则把说汉语写汉字，都作为艺术来对待。“书法”是一种艺术自不必说，“汉赋”、“唐诗”、 “宋词”等，都是只限于汉语才有的语言艺术。中国画也是用写汉字的笔和墨来进行绘画，而不象欧洲人那样另有一套专用的绘画工具。

　 “唐诗”、“宋词”等，特别强调平仄声韵、排比对仗，巧妙地运用汉字同时表达发音和词义的特点，使诗词不仅读起来好听，而且还借用描写景色来抒发内心的感情。“唐诗”、“宋词”的确是汉语艺术的顶峰。汉字的艺术性，使多少中国的文人把毕生的精力都花在磨炼汉语这种感性艺术上。

　一位日本教中文的大学教授，翻译冰心写的《樱花赞》时难得他手足无措。《樱花赞》中写道：“樱花，，，呆映重叠，争妍斗艳，，，却是我所看过的最璀璨、最庄严的华光回射的樱花，，，花象云海似的，在朝阳下绯红万顷，溢彩流光，，，”。那位教授对我说：“你们中国的形容词太丰富了，仅用来形容‘美’的词就枚不胜举，而日本只有‘很美’、‘非常漂亮’几个有数的形容词，《樱花赞》翻成日文就成了干涩无味的糟米饭。”

　中国人看《樱花赞》，最钦佩就是作者巧妙地使用“呆映重叠、争妍斗艳、华光回射、绯红万顷、溢彩流光”，这些只可意会的形容词。可是这些中文最精妙的部分，即使请第一流的英语大师来翻译，恐怕也难把“呆映重叠、争妍斗艳、华光回射、绯红万顷、溢彩流光”这些词，原汁原味地翻译出来。

　中国人老是埋怨中国有那么多好作家、好文章，洋大人却不肯“赏”中国人一次诺贝尔文学奖。其实理性的洋人实在无法体会汉语文章之优美洒脱、传神会意的精髓。由于洋文没有中文这么多感性词汇，再优美的汉语文章翻成洋文，也只能成为干涩无味的糟米饭。看来中国人感情洋溢的文章，实在不对洋大人的胃口，所以中国人想拿到洋人的“诺贝尔赏金”，怕是遥遥无期了。

　先谈了汉语的好处，再回过头来谈谈汉语的坏处。

　汉语的优点，另一方面又是汉语的缺点。汉语具有“一荣一枯”的特点，擅长描写细腻的感情，却不擅长阐述复杂的逻辑推导。纯粹的汉语完全无法对理性的科学进行表述，代数方程、物理学公式、化学方程式，都不得不借用大量欧文字母，完全使用汉语则根本无法写科技论文。现代汉语不仅经常借用欧文字母数字，还大量使用具有很长定语的、欧洲语言特有的长句子表达方法。特别是传统汉语没有标点符号，现代汉语不得不借用洋式的标点符号，才使汉语能够表达比较抽象的理性思想。

　写到这里，忽然冒出一个“牛顿猜想”：说不定中国历史上早就有人先于牛顿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和微积分，可惜使用古典汉语无法把这种超群的理性思维表达出来，传授告诉别人，中国的牛顿只好遗憾地带着“有口说不出、有笔写不出”的伟大思想告别人间。

　更让中国人难过的是：现代汉语中夹杂欧文字母数码、借用洋式标点符号、借用洋文语法的“半汉半洋”表现方法，还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日本人创造的。日本人引进西方文化思想时，发现他们以前专程派人到大唐天朝学习引进的汉文，原来是个中看不中用的“样子货”，根本无法表达理性的西方思想。日本人百般摸索，终于找出一个在日语中夹杂洋文字母，使用洋式标点符号，日语单词套用洋文语法的方案，才基本解决了用日语表达洋人理性思维的难题。另外汉文中描写感情的形容词特多，表达理性的词汇却很少，日本人只好自造出大量新词，比如 “政治”、“经济”、“哲学”等，用来表达洋人的理性思维。

　近代中国照搬了日本的新汉字系统，以至于现代汉语中有800多个用来表达理性思维的常用词，如“思想”、“主义”、“自由”、“民主”、“辩证法”等等，都是直接借用日语词汇。所以现代汉语其实是一个“汉文”，“洋文”和“日文” 的大杂烩，实在没有什么让中国人感到自豪的。而且现代汉语还有进一步洋化的趋势，洋文词汇不断增加，出租车改叫“的士”（taxi），激光改叫“镭射” （laser）,动画片改叫“卡通”（cartoon），日文词汇也不停粉墨登场，“卡拉 OK”、“人气”等等。现代中国人已经没有人会用纯正的传统汉文写文章了，只会讲“半汉半洋”的假洋鬼子语言。诗圣李白、词圣陆游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他们手里发挥到炉火纯青的汉文，会被他们的后代“糟蹋”成现在这个非驴非马的样子。

　汉字这样的象形文字，基本上是“看图会意”，感性的成分很多。中国人使用这样感性的文字，妨碍了中国人理性思维的发展，也是可以假设的。而欧洲的拼音字母，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抽象符号。欧洲人使用这样理性的文字，自然有助于理性思维的发达。日语借用中国的汉字，加上自创的50个表音字母“五十音图”，使日语成为一种“半拼音文字”。日本人的理性思维能力在洋人和中国人之间，说不定和日本人使用介于中文和洋文之间的“半拼音文字”有关。

　世界没有了汉字，人类文明根本不会受任何影响，中国的“四大发明”（可惜洋人只承认中国的“三大发明”，说印刷术是洋人发明的），也不是非要在汉字的基础上才能发明出来。现在汉语已经到了不夹用洋文就无法成立的地步，可是欧洲语言却完全用不着汉文来“帮忙”。欧洲语言和汉语谁优谁劣，已是一目了然，根本没有必要进行辩论。

　汉语除了不便于阐述理性思维，还有其他一些突出的缺点。比如汉字的数量太多，难认难记，学汉语比学欧洲拼音语言要花费多得多的时间，学汉语的“老外”没有不抱怨汉字太多记不住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汉语是一种效率非常低的语言。学习汉语特别费力，好不容易学会了，用处又非常小，汉语真是把中国人坑苦了。然而偏有那么一批“以苦为乐”的文化战士，总是孜孜不倦地喊叫：“汉语世界第一”。这句话如果加入两个字，改成：“汉语坑人世界第一”，倒还有些能说得过去。

　另外，中国传统上选任官员的科举制度，也和汉语的艺术性有直接联系。科举考试时，既不考应试者的政治经济专业知识，也不考应试者的管理领导才能，只是单考应试者“作文章”的水平技巧。谁文章写得漂亮，谁就有资格做官。这种把写文章的技巧，作为衡量一个人才能唯一标准的方法，造成中国历史上一直由一群只会作文章、没有思想创意的秀才治国，焉能将国家治好？如果汉语象洋文那样缺少艺术性，考写文章技巧的科举制度大概也无法诞生。

　现代中国人缺乏理性思维，的确受汉语“坑害”不浅。但这里又有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难题：是因为汉语太感性，所以害得中国人没有理性思维？还是因为中国人没有理性思维能力，所以才只能造出汉语这样感性的文字？

　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敢于思考“先有蛋”的假设，毕竟承认自己先天不行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汉语坑人论”谈得也许走题了一些，愿芦笛先生不致见怪。

　
2000年5月23日写于日本　　

汉语语法与中国人的思维能力和吃在先生探讨

林思云

　我很同意我吃我在先生的贴子中关于汉语汉字的评论，在这里我想再与先生探讨一下汉语语法对中国人的思维能力的影响。

　 1960年代计算机技术发展迅速，当时人们对计算机的预测非常乐观，以为到21世纪，就可以诞生“人工智能”，计算机就可以象人一样进行思考。当时不少大学的研究室都开展了“人工智能”的研究，甚至一些小说家也写出科幻小说，幻想人类制造出比人脑更聪明的超级电脑，结果造成超级电脑统治人类的悲剧。

　可是40年过后，人们发现人脑的思维方式远比当初人们预计的要复杂，用电脑来代替人脑思维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已经很少听说“人工智能”这个词了，渲染比人脑更聪明超级电脑的科幻小说也已绝迹。为什么电脑赶不上人脑？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语言问题。计算机用所谓“计算机语言”进行“思考”，而人脑用各种人类语言进行思考。计算机的各种语言：BASIC、FORTRAN、C、PASCAL、J***A等，与人类的语言相比，非常简单幼稚，我们不可能用计算机语言来交换思想，表达感情。现在科学家们认为，必须创造出一种能够用来交换复杂思想、表达各种感情的计算机语言，使用这种语言进行思考的计算机，才有可能具有一定程度的“智能”。

　由于计算机无法直接听懂英语或汉语，我们必须化人力把我们的想法翻译成计算机能够理解的计算机语言。所谓“程序员”，其实就是在人脑和电脑间作翻译工作。如果计算机能够直接理解人类的语言，我们就可以直接向计算机下达命令，电脑程序员也就无用了。有人预测到22世纪有可能出现能直接听懂人类语言的计算机，但也有人认为让计算机理解人类语言是根本不可能的。

　计算机之所以难于理解人类语言，是因为电脑和人脑的思维方式不同。人脑用极其复杂的方式进行思维，电脑却用简单的二进制方式进行思维。电脑不管碰到什么问题，都将其简单化为0和1两种，然后再在这种简单化的两分法基础上进行“思考”。令人吃惊的是，中国人的思考方式正是这种电脑的二进制式思考方式，中国人思考时，把一切事物都变成“阴阳”、“正反”、“虚实”、“好坏”、“善恶”这样的“非零即一”的二进制数字，而没有0.2、0.5这样的中间数字。据说电脑二进制模式的发明，就是根据中国人的“阴阳八卦”。

　中国人采用这样二进制式的思考，必然把复杂的世界简单化、粗糙化。比如中医的基本概念都是一组组简单的二进制概念：“虚－实”、“表－里”、“凉－热”、“补－泄”等等，中医理解病人的病情，开方下药，其实不过是将这些简单二进制概念进行一下排列组合。由于个人对：“虚－实”、“凉－热”等非定量概念的理解不同，一个病人如果找10个不同的中医看病，这10个中医将给病人开出10种不同的药方。即使对于同一种病症，几乎没有两个中医会开出同样的药方。而对于同样的病症，西医开的药方都是基本相同的。

　中国人创造的汉语，也有这种简单化、粗糙化痕迹。汉语的语法和欧洲语法相比，要简单得多。比如英语的语法比较讲究，要考虑事情发生的时间，在讲话时对动词进行词形变换；还要考虑事物的单数复数，可数与不可数，阴性阳性，在讲话时对名词进行词形变换；对事情进行修饰时，还要考虑修饰名词时用形容词，修饰动词时用副词，在讲话时对修饰语进行词性变换。

　英美人每讲一句话都要进行词形变换，所以不得不考虑说话的时间和事情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考虑说话对象的单数复数、阴性阳性，考虑修饰语的对象是名词还是动词。由于英美人每讲一句话都要进行一些比较复杂的思考，进行适当的词形变换，才能使其说出的话不犯语法错误。这样的语言在无形中锻炼了欧洲人的思考能力，使欧洲人的大脑更善于进行复杂的思维。

　相比之下，汉语根本没有任何词形变换。中国人讲话时，根本不用考虑说话的时间和事情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也不用考虑说话对象的单数复数、阴性阳性，更不用考虑修饰语的对象是名词还是动词，只要把想说的词汇堆砌出来即可。因此中国人用汉语讲话时大脑进行的活动，比欧洲人简单得多，这样就使用汉语的中国人的大脑不能得相应的锻炼，就造成中国人的思维能力较差，对世界认识的简单化和脸谱化。

　汉语几乎没有什么语法可言，其实汉语就是简单地对词汇进行堆砌。汉语本来不分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因为汉语中没有词形变换。比如“欺骗”这个词，在说“我们被欺骗了”这句话时，“欺骗”当作动词用；在说“欺骗是不良行为”这句话时，“欺骗” 当作名词用；在说“他的话具有欺骗性”这句话时，“欺骗”当作形容词用。可是用英语来说这些话时，“欺骗”就不得不用deceive，deception，deceptive这三个不同形式的词。英语之所以需要对词汇进行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的分类，是因为说英语时我们必须根据话语中词性对词汇进行词形变换。

　如果一个人搞不清deceive，deception，deceptive哪个是名词，哪个是动词，哪个是形容词，他讲英语时必然出错。而一个人即使搞不清汉语的“欺骗”这个词什么时候当动词用，什么时候当名词用，也并不会说错话，因为汉语不需要词形变换。本来讲汉语不需要对词性进行分类，可是现代中国人硬是套用欧洲语法，把汉语词汇也分成什么名词动词形容词，反而把中国人搞得更糊涂。

　讲英语时人们要考虑时态、语态，单复数，由此来对动词进行变化，还要考虑到哪个词当名词用，哪个词当形容词用，才能确定用词的词性。以上这些都是说汉语时不需要考虑的。由此可见，讲英语时人脑的活动程度，要远远高于汉语。所以经常讲汉语的人，用脑的程度就远远低于经常讲英语的人，长此以往，势必会造成中国人的大脑欠思考，看问题简单化粗糙化。

　日语的语法虽然没有欧洲语法那样复杂，但也比汉语复杂的多，说日语时需要很多词形变换。比如未然形、推量性，被动态、使役态等词形变换。因此讲日语时人脑的活动程度，也要高于汉语不少。这也可能是日本人比中国人思维能力强一些的一个原因。

　我认为汉语语法过于简单，难免助长中国人简单化思维的倾向。是不是可以参照欧洲语法给汉语中也引入一些词形变换，让中国人说话时大脑更多得到一些锻炼，或许对改善中国人的脸谱化二进制思维方式有所帮助。

2000年11月10日写于日本

　

汉语的精髓是褒贬赞骂──与芦笛先生商榷（三）

林思云

　本来早想回复芦笛先生的商榷，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一来我写文章速度较慢，尚未练成芦先生“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神功，二来最近公司的工作很忙，有几天从早上6点工作到晚上11点，真可谓筋疲力尽。

　没想到最近芦笛先生因为我而得罪了不平先生，很让我感到不安和歉意。在这里我想送给芦先生庄子的三句话：“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通博古典的芦笛先生自然是深通其义，不过为了便于大家理解，不妨多事将庄子这三句话翻译成现代文：“井里的青蛙不能他和谈论大海，因为他被居住的地方所局限；夏天的虫子不能和他谈论寒冰，因为他被生活的时间所约制；见识寡陋的人不能和他谈论深奥的道理，因为他被礼仪教义所束缚。”

　芦笛先生最近写的两帖《遗传，还是传统？》和《也谈中文作为一种艺术语言》，我在这里暂先主要回复后帖，前帖将在另文回复。另外读了芦先生大作论丑陋的大陆人之十三的《文人无行》，很是感慨。有位先辈曾谆谆教导我：“在中国说真话吃亏，说假话占便宜”，林副主席也教导我们说：“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看来此话还真是一句顶一万句，在中国谁因为说假话而吃过亏？

　 ***写过一首《蝶恋花》的三流诗词：“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本来***人是无神论者，在诗词中描写“吴刚”“嫦娥”这样的鬼神是不合适的。可是郭沫若等无行文人，却要肉麻地吹捧***：“主席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借他们的假想的存在来形象化了。主席的思想感情是绝对真实的，忠魂和神仙则是假想的，所以主席的词是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

　如果郭沫若是个不通诗词的老粗，写出这样的赞语也还算有一点真情。而郭沫若本人写的词，要好过***百倍，所以郭沫若赞词全是违心的假话。不过郭沫若的假话却是“一字千金”，郭沫若等无行文人靠贩卖这些假话，房子、车子、票子什么都有了。其实凭芦笛先生的文才，到中国去贩卖谎文媚字的话，早就是坐着“奔驰”在长安街上飞奔的“芦老”了，哪会是现在这样靠两条肉腿奔驰的“老芦” 呢？

　在中国最值钱的东西就是假话，假话是“一字千金”，而真话则是“一字万唾”。贩卖假话的聪明人，房子、车子、票子应有尽有；乱说真话的傻子，则被千夫指、万众骂。“说真话吃亏，说假话占便宜”，真是中国一句颠之不破的真理呀。可惜总有些悟性低的人，傻乎乎地在网上乱说真话，什么好处没有捞到不说，反倒换回成吨的啐骂。我提醒那些准备在网上兜售真话的人，最好事先预备一把雨伞，以便对付骂口飞沫的***。芦先生称中国是“谎言之邦”，真是一点没错。

　上面是闲聊杂谈，下面是正文。

　芦笛先生《也谈中文作为一种艺术语言》一文中的很多观点我都赞同，特别是“中文的美，美在它的模糊上头”一节，犹为精辟。但在这里还是主要谈谈我和芦先生观点的不同之处。

　我认为汉语和英文的最大区别之一，莫过于汉语的褒义词和贬义词很多，而中性词却很少。相反英文基本上都是中性词，褒义词和贬义词则很少。汉语文化的精髓其实就是“褒”“贬”二字。自从我们的老祖宗发明了褒君子、贬小人的“春秋笔法”，中华文化就一直贯穿着“褒”和“贬”的主线，把人物分成“忠”和“奸” 两派。“褒忠者、贬奸者”一直成为中国历代文人最大的责任和义务，如果有人敢违反中华文化中“褒忠贬奸”这一条铁则，就一定会被斥为“不是中国人”。

　西方文化崇尚公正客观的“公正性”，中华文化却强调“褒忠贬奸”的偏向性，即所谓“一边倒”的表现手法。为了强调鲜明立场，中国人创造了很多褒贬之词。谈到政治问题时，汉语的每一句话似乎都带有褒贬之义的偏向性。比如我们只能说 “美国敌视中国”，这样才能表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立场，如果有人反过来说： “中国敌视美国”，那肯定不会认为是中国人说的。然而欧美人谈到中国时，就不会用“敌视”这样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贬义词。

　再比如“抗日战争”是个褒义词，我们从字面上就可以直观地明白这场战争是中国正义，日本非正义。而中国的“抗日战争”翻译成英文，就变成非常罗嗦的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这显然不符合英文的表达习惯。而英文则用“中日战争”Sino-Japanese War这样简洁的中性词，我们从字面上无法直接看出谁正义、谁非正义。西方人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中性词，而不用“抗德意日战争” 这样的褒义词，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文化中没有“褒忠贬奸”的表现手法。

　如果用“中日战争”“朝鲜战争”这样的中性词，人们还要想一想谁是正义的、谁是非正义的这个问题。而用“抗日战争”“抗美援朝”这样的褒义词，人们一看就知道谁是正义的一方，根本不会再思考正义是非的问题了。所以褒贬化的语言也扼杀了中国人的思考能力。

　在文学创作时，美化正面人物，丑化反面人物，使用褒贬手法来增强文学作品的感染力，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可是中国人却把文学的褒贬手法，推广应用到政治、历史等领域。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看到的不是被神化的人、就是被丑化的人，却看不到真实的人。中国搞历史教育，不是意在让学生理解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是意在教导学生谁是最可爱的英雄，要歌颂赞美；谁是最可恨的奸逆，要贬斥唾骂。

　正因为中国的褒贬文化和西方的求实文化不同，中文翻成英文就要被中性化。比如汉语中的“恶霸”，翻成英文叫local tyrant，失去了中文原有的贬义。又比如蒋匪军的“匪军”，英文则硬翻成bandit troop，如果不作特别的解释，英国人还以为bandit troop是一支由职业强盗组成的强盗军团。其实“蒋匪军”倒是正规的政府军队，英美人怎么也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如实地称呼“***政府军”，而喜欢用“蒋匪军”这样感情色彩十分浓厚的词汇。英美人没有用蒋匪、***、剿匪这样的贬义词来称呼敌军的习惯。美国独立战争时，英国人没有把临时拼凑起来的反英独立军称为“匪军”，美国人也只是中性地讲“南北战争”，没有人称林肯部队是在进行“剿匪”或“讨逆”。

　相反英文翻成中文则要被褒贬感情化。在英文中hegemony（领导权，权威）这个词本来没有什么贬义，hegemonism翻成中文却成为贬义的“霸权主义”。西方人说 “非人道”本来是中性的表述，用汉语则感情地表现为“惨无人道”。中国人喜欢用“日本鬼子”、“四人帮”等贬义词，翻成英文也变成了“日本人”、“四人集团”这样的中性说法。

　我非常赞成芦先生下面一段话：“老芦生平最怕的事，就是去看科技书或哲学书的中译本。虽然看的是母语，似乎远远不如看原文清楚明白。无论说的是多复杂的事儿，西文的句法结构一目了然，不会让你买椟还珠，把脑筋全用在弄清句子之间和句子成份之间的关系上，至于句子运载的思想反倒没工夫去琢磨了。”我本人对看中译本科技书或哲学书的痛苦也是深有体会。中文本来就不擅长表达科技哲学这样要求精确的理性叙述，所以硬译过来的中译科技哲学文章，总是让人看起来发毛。

　英文追求语言的精确性，而中文则追求语言的褒贬性。中国人善于用文字来进行 “口诛笔伐”，却不善于用文字进行“客观评述”。最近在中文网上，人们不遗余力地笔伐李登辉，贬称李登辉为“李灯灰”、“日本狗”之类，却很少看到站在中间立场上介绍李登辉其人其事的文章。好象大部分中国人上网的目的和兴趣似乎就是为了“口诛笔伐”，搞大批判，根本没有兴趣进行冷静求实的探讨和交换思想。

　汉语经过汉代的“赋”，两晋的“玄谈”以后，形成了一种华而不实的文风。文章里尽是堆砌美丽的词藻，却没有什么具体的内容。比如司马相如的“赋”写到洛阳纸贵的地步，却没有任何具体的思想内涵。到了中唐以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等人发起了古文复兴运动，提倡写简朴达意的“古文”，反对花哨做作的“今文”，也算是中国历史上一次文艺复兴运动。

　我希望现在网上也能发起一次古文复兴运动，把网文复古到“五四”时代。“五四”时期的争论文章，固然言词激烈，但还没有出现“丧家狗”等骂语，这些话直到1930年代才洋洋登场。鲁迅固然骂人，但也还没有写过“撒尿当镜子照”这样的粗人秽语。直到毛主席写出“不须放屁”这样的工农兵粗话，成为全国中小学必读诗词之后，中国人才把最后一块见不得人的脏皮也搬上了文坛，还自得其乐。

　汉语本身就是一种追求褒贬性、不善于进行公正客观评述的语言。用汉语写政论文章，自然比较容易出现煽情的倾向，因为汉语中的中性词毕竟太少了一些。是汉语的褒贬性、模糊性造成了中国人的缺乏理性？还是中国人缺乏理性才创造出汉语这样缺乏客观性的语言？这又是一个“先有鸡先有蛋”的问题。如果说一个学生的学习成绩不好是因为后天努力不够，人们一般还可以接受，但如果说该学生学习成绩不好是因为先天不足，就往往要被人指骂。

　记得以前在中学里学过半点辩证法：凡事都有内因和外因，内因为主，外因为辅，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按照辩证法，中国人的遗传基因缺少理性思维是内因，汉语和中华文化太具感性是外因，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所以造就了现在一批缺乏理性雍智的中国人。不知芦先生是否赞成这个辩证法的三段论。

　补遗

　关于中文词多还是英文词多的问题，就不得不谈到中文和英文的词汇计算方法。比如英文的individual（个人，个人的）、individualism（个人主义）、 individualistic（个人主义的）、individualist（个人主义者）就是单独的四个词，而中文只有“个人”和“主义”两个独立词，其它都是合成词。按照英文字典的计词方法，动辄几十万词，而按照中文的计词方法，只有5千个常用字和2万个基本词汇，其它词汇都可以通过这些基本字词来合成。

　正由于汉文和英文的构词方法不同，明治时期的日本人翻译西方著作时，在怎样用汉字来表示欧文词汇的问题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日本人把英文后缀“-ism”翻成“主义”，如Materialism（唯物主义）、Capitalism（资本主义）、 Nationalism（民族主义）；把英文后缀“-er”翻成“家”，如Thinker（思想家）、 Writer（作家）、Painter（画家）；英文后缀“-ist”也翻成“家”，如Scientist （科学家）、Capitalist（资本家）、Artist（艺术家）。后来中国人也照搬日本人发明的这种翻译方法，把Revisionism翻成“修正主义”，把Revelutionist翻成 “革命家”。

　不过这种方法却不适用于把中文逆翻为英文，英文有Marxism（马克思主义）、 Leninism（列宁主义）、可是把“***主义”写成Mao Zedongism，英美人是无法看懂的，所以只好称Mao Zedong Thought（***思想）。中国人自创的洋式新词 “洋奴哲学”、“爬行主义”，也很难“复原”为英文。还有中国政治家的一些所谓名言：“两条腿走路”、“摸着石头过河”等，很难原汁原味地译成英文。

　本来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走东西方文化相结合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就象中国搞了多年“中西医相结合”不见成效一样。

　
2000年5月28日写于日本　

帖子数 : 14 注册日期 : 09-04-28

我觉得楼主关于汉语的说法有些偏颇。
效率
首先从效率上来说，学习速度和运用速度是一个折中。汉语学习速度慢，的确，但是运用起来就快。比如乘法口诀，即使是国外出生的华裔仍然用中文背诵乘法口诀，显然这要快上一倍。书写上，联合国的文件也是中文的最薄。

两个方面讲，从发音和记忆上，从腓尼基人只用辅音字母组合来表意（一维），到古希腊人用辅音字幕加元音字母来表意（二维），再到中国人用辅音字幕加元音字母加声调来表意（三维），需要发出的音节数量大大下降。第二方面从文字上来说，有了电脑输入后，输入速度不再是问题，而西方都是一维的文字组合，而中文是二维的，所以自然使用的空间大大减小。
词形变换
说到动词的conjugation，其实真正有意义的是像西班牙语，在对动词进行变化的时候，你可以省略主语，这才是他的真正意义。而像英语、法语、德语的动词变化纯粹是受拉丁语影响缺不彻底的结果，比如I am, Ich bin, Je suis第二个词的变换仅仅告诉了你一个你本来就知道的信息——正在使用第一人称。简言之，牺牲了工具功能的效率。

说到形容词，像法语的词尾和德语的排列组合，是更彻底的信息量重复。从你说的语言是工具的角度看，这么讲汉语应该是更符合这个作用——这些变化完全与理解无关，即使你外语词尾错误，德国人也完全听得懂。马克吐温说德语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语言，单复数阳中阴一二三四格的排列组合安排词尾，但显然德国发展的很好。
引入外语
现在中文的确引入很多外语词汇，这只是5000年或者说3500年历史上，仅仅最近200年的结果，中国处在了一个落后的阶段。爱因斯坦也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本身出现在西方也是个奇迹，我们是崇拜伽利略。历史上，各国互相之间引入词汇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日本从中国，韩国从中国，德国从日本，英国从日本，不应该从一个时间段上的落后就作出一个全盘的否定。比如明治维新的时候，有人提出废除日语，全部用英文，而这显然不是经济发达与否的本质原因。
如果没有中文？
单从日本对世界的贡献来说，如果没有汉语，那当代日语还是这个样子吗？别的可能比较敏感，但单从这个角度来说，没有汉语至少日语就没有了。像你提到中文引进日语词汇，这是一个很好互相促进的过程，两种语言共赢。
1和0
你说中国只知道正或反，没有middle ground。其实你也知道，中国的哲学里面包括中庸之道，这是很多外国人一开始无法理解的。恰恰是老外经常一根筋，不会变通，怎么都转不过来。有时候明明帮他赚钱，他还偏偏横竖都不行。
语法
你说到汉语的语法看似简单，其实这本身又是一个折中：如果规则简单，变化就多了；如果规则复杂，变化就少了。再者，汉语语法真的简单吗？你看中国人用外语发表国际论文的数量很多，无论是英语还是日语。可是老外能有几个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中文论文的？

形容词的选择
说到这里，究竟是简单好还是复杂好？我不轻易下结论。我看楼主的观点是形容词的选择越简单越好——工具功能，词形变化和语法上是越复杂越好——锻炼脑子。我觉得这个判断是相对草率的。形容词上中文给了你一个选择：你可以用简单的词表达意思，起工具的功能；你也可以“锻炼脑子”，轮换不同的复杂修饰词。多一个选择怎么都不会被说成是缺点的。但是翻译的时候外语体会不到这种意境，那是英语缺少了这种功能的表现。对于很多艺术的东西，如果你放到另一个文明中去诠释，经常会有这样的现象。不过随着这个另一个文明的开放和发展，结果也总是会越来越便于理解的。
中医
我对中医和所谓的韩医等等始终持保留意见，但是出发点与楼主不同，我就不展开了。

很不解的是楼主中文和日语都那么好，为何却要贬低汉语呢？

p.s文中你没提到中文有一个牺牲效率的地方，就是量词，跟英德法的词性变化一样，很多时候量词也是个信息重复，比如一张桌子，一台电脑。但同上，我不觉得这个能成为声称中国人更聪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