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是杜撰，起码严重夸大

有人會拿西方學者不相信商的存在,但因為發現殷墟證明了商的存在當例子去推論夏朝的存在,事實上正是因為殷墟的發現提供了大量的反證，證明了夏朝根本不存在,所以讓國際學者都不承認夏的存在

商朝出土的幾萬片甲骨文和所有青銅器上面通通沒有任何有關夏朝的記載，有人又辯解甲骨文是卜用的不是歷史所以不會紀錄以前的歷史,說這句話一定沒看過甲骨文,甲骨文裡面一大堆對商湯功績的吹噓,連打東夷都有偏偏就是沒有最重要的推翻夏朝。如果真的有夏這是完全不可思議的,好比幾千年後的考古學家,挖到一大堆歌誦毛澤東的文件,卻沒有一件提到毛澤東推翻國民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最大的功勞,你想可能嗎***

最致命的打擊是一直到商朝,連夏這個字都根本還沒發明,事實上是到西周早期都還沒發明,是到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才出現的,一個國家怎麼可能用根本還沒發明的字來當自己國家的名字,這和你不可能替自己兒子取個幾百年後才發明的字當名字是一樣的道理,有人會問,那商人怎麼過的夏天***很簡單,商人的季節只有春和秋,根本沒有夏和冬,這也就是魯國的史書會叫"春秋"而不叫"春夏秋冬"的原因


再來就是商之前並不是什麼都沒有發現,事實上挖到不少相當於夏朝時間的遺址,最出名的就是二里頭，二里頭可分四期,前兩期相當於夏的時期,很明顯是新石器末期的遺址,還是部落時期,根本不是司馬遷所寫的已經高度組織化的國家型態,所以也絕對不會是所謂的夏朝。後兩期就很明顯是商文化,本來應該夾在中間的夏朝根本消失掉不見,中國當年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不顧自己挖出來的東西,是把一個連續的考古遺址切成兩半,把前兩期和很遠處根本不相關的遺址接起來,硬是湊出夏朝,.引起世界漢學界的痛罵

夏朝是周人偽造出來是國際學界公認的,為什麼周朝要偽造夏朝出來***首先我們要曉的周人本來就很喜歡偽造歷史,最出名的就是孔子,孔子的春秋筆法說穿了就是公然竄考歷史,周本來是商的屬臣,利用商朝出征空虛突襲朝歌取得政權,不服氣的人一定很多,認為周人是叛亂,周人就編出夏朝來說你們商朝也是這樣來的,來表現周自己的正當性,其實去比較夏商的歷史就會發現,夏朝歷史根本差不多和商一模一樣先有一個偉大英名的開國君主,再來國道中落出現一個中興名主,最後再來一個荒淫無道末代君主很明顯是根據商朝歷史編出來的


乌拉尔、藏缅、爱斯基摩-印第安、阿尔泰人的原始信仰都是萨满教，萨满教来源于模仿性舞蹈症，此症多发于北亚，北亚一直是阿尔泰人的地盘，所以阿尔泰人是其他三种人的根，明证是乌拉尔萨满说祖先来自东方，藏缅萨满说祖先来自北方，爱斯基摩-印第安萨满说祖先来自太阳落下的地方，三个方向集中就是北亚，确定无疑北亚是萨满教的发祥地，阿尔泰人是他们的根。
可以推测以前贝加尔湖更大，有个原始阿尔泰部落围湖而居，他们都说原始阿尔泰语，部落人数累积到一定数量开始分家，向三个方向扩散，向西变成叶尼塞人（基本消失）和乌拉尔人，与雅利安西支相遇改用svo语序，向南变成羌藏彝缅人，即诸戎，与苗瑶人（南蛮）相遇语言有了声调，向东变成爱斯基摩-印第安人，没与其他部族有交集，让语言进一步黏着变成复综语。
华夏部族就是阿尔泰人向南变成的西戎的一支，所以古书上说强胡与皇汉同出于黄帝。华夏人长期迁徙，快到中原的时候与土著东夷商人有交流，可能还被商人管过一段时间，商文明较先进有文字（甲骨文），商源自东夷，不是以炎黄子孙自居的哦，也从没自称华夏，而华夏人大部分在商人武力和文化感召下被同化，本来的羌藏语逐渐东夷化。商人与留在大沼泽以东的东夷开战时，华夏分支周部落趁虚而入，灭了商，周人占据中原意味着华夏人变成土地的主人，但是商的文明已侵染中原，落后的周能征服先进的商，但必被先进感召而同化于商，所以周人沿用了文字和东夷化的华夏语，而“华夏”一词已有名无实。

关于周灭商，又编造夏的传说。前面讲过华夏人源自阿尔泰人，阿尔泰系列的都有编造传说、篡改历史的癖好，而且穷兵黩武，阿尔泰人南下变成华夏人，还带有那种癖好，穷兵黩武的秉性也没变多少，周人正是这样的华夏人。

依靠强力征服商人以后为了安抚商人，就开始扯谎了，说这片土地以前就是华夏人的，同时还编出大夏这个部族，再又为了显示华夏人获得商地区的正当性而干脆把这个幌子写入史籍，也是当时的需要，可是现在都过去这么长时间商人周人早已改变，还死守以前的说法很不实际，都完全没必要了就不用做一副表里不一的样子，不然只会钻入牛角解决不了问题，像现在考古是一套说法又是另外一套，不但专家们自己都不信自己说的，而且还让其他人想去了解也了解不到先民的事迹，所以说古人的说辞该考证辨明的就得让它现形，还盲目照搬根本没必要。

其实什么事情都是有得必有失，周灭了商显得商人爱好和平而周人是无理的强盗，但反过来想初民的斗争很正常，商人被打败正说明商人武力不敌华夏，华夏人是一个强悍的群体，这么一想根本不必再为“夏朝”这个因为当时的需要而yy出来的谎话背书。

“中国人”或者“黄帝后裔”究竟该算在谁头上？为什么要为“统一”互相戕伐？拙作《帝国汉奸》中曾大致引出个线索，那就是从黄帝、炎帝算起，“中国人”就不是一家人。南中国人大多是炎帝、蚩尤后裔，从血缘、文化和习俗上和北中国人格格不入。北中国人不光是黄帝后人，还是很多游牧民族的子孙，他们长期觊觎物产丰富美女如云的长江以南地区，不断挑起战事；而在南方，千百年来不断涌现出屈原、项羽、孙坚父子、花蕊夫人这些抗拒武统的民族英雄，一直到后来的鲁迅等人，都把被人统一当作奇耻大辱，不惜以死抗争。

几个月前中国国家DNA检测发现：长江以南省份汉族血统都还没过半，上海由于上世纪有大批苏北汉人迁入,是南方唯一汉族过半的省市。那份报告还认为：“当今的中国人都来自共同的语系-汉藏语系,汉藏语系又细分三大小语种分别为汉藏，苗瑶，侗台。”

这从遗传学上证实了我的看法。从分布来看，北方多数省市所谓“汉藏”，可能有黄帝血脉；西南诸省“苗瑶”，当是蚩尤一系；东南诸省“侗台”，或为炎帝后人。当然，这份报告发出时犯了中国人常犯的逻辑不通病：一是“中国人”来自“语系”；二是汉藏、苗瑶，侗台的上一级统属“汉藏”，企图在形式上压倒或吞并另外两个。

所谓“汉藏语系”的提法，本人认为那就是个政治笑话，或者汉字笑话。从周代起，那些逐水草而生的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北中国人一生的噩梦，这才起早贪黑修上了长城；进入南北朝后，北中国长期遭受五胡入侵，建立了好几个王朝，黄帝的纯汉人DNA序列早被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的DNA冲得七零八落。当局甚至请来天竺高僧借种生子，象大翻译家鸠摩罗什就在中国一次鼓捣出两个娃，今天妇孺皆知的《金刚经》就是他那时翻译的。而跟吐蕃国的交往是唐朝以后才开始，并因地理隔绝，交流多为或中国官方向彼进贡和献女，或延请藏族僧人到内地“十六天魔舞”，皇宫里搞NP，但民间交往一直说不上频繁，所以“汉族”中的藏族血统远比五胡的少。北中国又陆续遭到辽、金、元、女真、日本人的入侵，黄帝血脉的其实早已式微。取样并标为“汉族血统”的DNA根本就是个杂碎。就这么个杂碎，据那个报告讲，在南中国至今“还没过半”。

不同起源的民族，不同的血缘和习俗，憋在一个国里不能分家，一部分人标榜自己是黄帝之后，还强迫别人也数典忘祖，屈服于黄色大一统政权，我看历史原因至少可归纳为两方面：

一、通吃和被通吃的游戏规则

《晋书》记载：胡人石勒让人读《汉书》给他，听到郦食其劝刘邦恢复六国一段时，评论道：“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又听到张良列举八不可，马上赞叹他有识。丘八皇帝石勒虽然没文化，政治眼光却很犀利。他看到中国自秦始皇以后，游戏规则已经变了。皇帝和封建领主之间原有一种契约，这种契约实现需要长期磨合，事实上周王朝搞了八百年，其中黄金时期是春秋的五百年。秦始皇武统后，焚书坑儒和天下大乱，老王族们被清洗，造成了一个巨大断层。刘邦等人大多底层出身而立国，爆发户不懂老王族的妥协艺术。如果他们来分封六国，并不会出现周王朝的中央-地方相安局面，而是天下“士”各回其旧主，重新洗牌厮杀，又是一场大乱。所以这种情况下的新规则就是：赢家必须一人通吃。

这个通吃律的建立花费了两代人工夫。刘邦怕侄子刘濞造反，把他封为吴王，送到在当时还未开化的江南。刘濞在那里大力发展手工业和农垦，包括冶炼和煮盐业，白手起家苦干了三十年，打下了后来花花江南的根基，而汉景帝和晁错的一句“削藩”就可以尽数剥夺，以此激反刘濞，达到豪夺领主劳动果实的目的，这件事被正史栽赃为“七王之乱”。西汉以后的王朝里，不管是大一统的还是偏安一隅的，从王爷、宰相、大、中、小地主到自雇农没有一个人真正拥有土地，至多是土地的使用者——亲自耕耘或雇人收租，真正的土地所有者就是皇帝一人。

此通吃律下诞生出的中国各种哲学，其核心都是诱导文武百官乃至田舍百姓安心地被通吃，如果不能享受就超脱一些，以隐士艺术为表象的绝望和厌世思潮，在明清后的士大夫中广泛传播，出现大量佛道、志怪小说就是写照。不服的，或者学李卓吾去当和尚，或者学张献忠洪秀全，赢了通吃别人，败了脑袋搬家。没有妥协，也不存在中间状态。

二、官办手工业

通吃规则蔓延到各领域，尤其是造成了官办手工业的垄断，使中国迟迟建立不起西方近代意义上的城市，也就无法实现城市割据或独立。

顾准指出：“中世纪欧洲的城市，是一个摆脱了封建主和王朝的封建义务的自治体。”西方民间手工业自由发展，有两个半世纪的工场手工业时代（1500－1750），使城堡演变为城市，市民社会渐渐成形，有了社会契约和人权等意识，逐步建立资产阶级法权体系，象早期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共和国，都是近代国家的前身。而在中国，手工业从商代起就是官办，城市平时仅仅起到集市和驻军的作用，打仗时充当鹿砦。这种垄断使中国无法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城市和市民，也就诞生不了社会契约和资本主义。官办手工业的服务对象只有皇家，比如顾炎武记载，明王朝一边禁止民间海上贸易，同时为了一个得宠太监能去非洲旅游而掷出巨镪，二十八年间七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南京区手工业的匠户纷纷逃亡，锐减四分之三以上。和今天搞的标杆工程一样，这种项目绝对不是民间企业能承受的。

官办手工业之服务于皇帝，另一个主要任务是武装官军，或叫皇军。中国的军制固然和民主的古希腊罗马不同，和专制的波斯、阿拉伯帝国也不一样。希腊罗马的士兵是公民，战时当兵要自备武器，富家子弟装备好被编在重步兵方阵里当主攻，贫民子弟当辅攻的轻步兵，他们士气高昂，兵器趁手，打仗往往以一当十。波斯和后来的阿拉伯帝国的军制非常复杂：都有精锐亲兵，一般押阵而不直接冲锋，同时和属国、酋长们有协议，战时出仆从军，武器也多是自备，这样的军队可以横扫中亚，却不敌希腊的公民军。中国从商周以后就是官军，官家出武器。哪天皇帝想打仗了，老百姓无法因为头盔太小带不上而逃役，参军什么都不用带，被强征去“吃粮”。武器由官方手工作坊生产，质量无法保证。这样的部队对外作战大多一触即溃，象大唐皇军在怛罗斯的惨败，输在士气上，也输在装备上，因为官办作坊里的破铜烂铁根本挡不住大马士革弯刀的劈砍。官办手工业武装起来的中国官军实际上是内务部队，对外只能充样子，并客观上弱化了中国的民风：因为老百姓家里没有武器，连土匪都怕，何况扯旗割据，对抗官军呢？

汉匈对峙的实质就是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对决。这二种文明，大体上属于同等级别，同样在经过了采集与游猎等原始经济阶段后，因分布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而产生了不同的经济意识形态。一个重流动，一个重凝固。但是，游牧文明尚存有向更高一级文明——工商业文明发展的空间，而农耕文明则是纯粹的死坑，一个民族一旦步入农耕文明则意味着永远沉沦，一辈子在坑里停滞不前，除非有别人把你拉上，否则就得在原地兜圈再无法爬升。

游牧民族特有的流动性，商贸性以及掠劫性文化是促成日后工商业文明的必要条件之一，其部落首领推举制、分权制更是后世民主选举、三权分立之雏型。且不说英格兰工业文明就是在先辈畜牧业经济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就是其它以游牧经济发展而来的民族如古希腊人、腓尼基人、阿拉伯商人，其商业水平自古就领先东方，即使一直被中国人蔑称为“蛮族”的中世纪日耳曼人，也能创立出高度发达历经
五百年的汉萨商业同盟。各时期各地的富裕程度，相信东方人见了肯定自叹不如。可惜历代国人一直固步自封，无法目睹到这些盛况，还长期自以为天下第一。

而在中国，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使得商品流通困难重重。同时在特有的帝王高压专制下，整个社会文化就是以模糊特征著称。模糊，就是正说反说都行，根本目的是为了明哲保身，而明哲保身，必然就导致缩手缩脚亦步亦趋，一切行为都以皇家的意志为标准，而非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重心。自此华夏文明成为一种停滞的文明，无法再向高一级进化。帝王专制和小农经济由此紧密结合，皇帝出于统治需要而将人们限定在土地上禁止流动，而人们又因被束缚在土地上而使目光受到限制，满脑的“国不可一日无君”，毫无机会去主动接触新事物、焕发新思维，无法去深思为何一定要接受封建帝王专制，双方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关系，互相依恋。有人说如果没有蒙古人南下，中国也会发展出资本主义，这实在是屙不出屎赖别人，真正扼制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正是中国自身的封建专制、儒家理学以及落后的重农抑商观念。

汉匈对峙之时，皇帝专制、重农抑商，独尊儒术，明哲保身等观念尚在形成阶段，在这关口，如果匈奴一举灭汉，及时将这些阻碍人性发展和思想进步的枷锁观念扼杀在襁褓内，不缔是造福后世，泽被千秋。待到后世的氐羯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人南下时，此时小农、儒家观念早已在华夏大地根深蒂固，游牧文化已无法演变汉人，反而是游牧首领品尝到天下归于皇帝一家的种种好处，最终接受了汉化，当仁不让地坐上帝座，享受起千娇百媚万民朝奉的特权来，自从此迷恋在中国重在柔化意志的文化中难以自拔，一个个强悍的民族就这样软弱下来，与汉融合成一个日趋庞大臃肿的民族，步履蹒跚地迈向1840···

心理学与脑科学证据。上个世纪80年代台湾出过两本书，一本是柏杨写的《丑陋的中国人》，另一本是孙隆基写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这两本书在当时都产生了不小的反响，引起了国内读书界的关注。这两本书都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谈中国人的弊端，说的是中国人文化上的丑陋，以及由这种文化所导致的一种心理情感缓和行为方式上的丑陋。

柏杨把中国文化概括为一种“酱缸文化”，“窝里斗文化”，一种剪不断理更乱的龌龊、邋遢、粘滞和混懵的文化。孙隆基把中国文化理解成一种“二人文化”，或“无人文化”，一种绝对没有个人独存，没有坚实的个体为基础的、虚幻的族群至上主义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的分析还真的说到了中国文化的一些节骨眼上。但我认为，这只是中国悲情的一种文化分析，是关于中国不幸的一种说法。在此，我也愿意提出另一种说法。我想说的不是中国人的文化，不是中国人的心理，也不是中国人的情感素质。因为文化、心理、情感这些东西很多人都在说，并且说了很久，说得很繁，但好像仍没有说出个所以然，大有愈说愈玄，愈说愈迷糊的感觉。说了半天，人们至今对什么是中国文化似乎都没有取得一种共识。难道中国文化真的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儒、道、释”？难道宫廷文化和文人文化真的就是中国人民的文化？是中国老百姓在内心普具、普存、普认、普信的那种文化？在我看来，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究竟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性质，诸如这样一些问题，完全值得中国学者们作更进一步的梳理和探索。

在此，我想谈的是中国人的大脑，以及中国人大脑功能分化方面的问题。与其他学者从经济、文化的角度探讨问题相比，我更愿意从生理、生物学的层面来进行一种文化、社会性质的推测。在我看来，不仅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是丑陋的，而且其生物学水平上的生理形状和生理表现也是丑陋的。因为我笃信一个简单的道理：好的文化必然有一种好的生理形状和生理表现与之对应；歪的生理形状和生理表现无疑是歪的文化的一种反证。一般说来，文化探讨所依据的主要是文字、文本、原典、推理、历史档案、记录，以及其他人的某些理论研究成果。这是一个比较玄乎，比较抽象的论域，并且是一个很容易落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绝对相对论灾难漩涡的论域。而生物学分析所依据的却是大量的事实、现象、数据和实地亲历的具体感受。用文字来说明文字，用理论来论证理论，这更容易使说明和论证陷入一种修辞学和诡辩术，更容易使说明者和论证者陷入一种语言学的精神狂欢和论辩术的自我欺骗而不能自拔。而一个民族的生物学形状和生理学表现，以及相伴而生的它的物质造型和大地景观却是自明昭彰、形影凸现的。这些东西是人们可以直接目睹和面对的，是只需动用常识与直觉即可作出明确判断的。

我认为，社会存在的生物学表现和形状，作为事实它一直都存在在那里。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一般说来，它们一点都不含糊，一点都不抽象。与文化研究的文本法、推理法相比，这种生理层次的生物学分析方法是直接而具体的。比如，人的身高、体胖、肩宽、长相、眼神、表情、腰的弯曲、手的形状、额的面积、脑的容量、皮肤的色泽、眉毛的舒展、五官的周正等，这些都属于一种明显的事实和具体的表现直呈于人们的面前，是人置身人群，直面众相时即刻就能看到和感觉到的一种存在事实。我倡导，当我们在研究一个民族或一个社会的文化时，我们应该去直接面对这个民族和这个社会其每个成员所普遍呈现出来的那种生理和生物学的特征，如他们的体态、手势、坐姿、长相、面色、眼神、表情等，而不应该去沉溺于那些文字、文本、故纸堆、典籍和传说，以及各种各样根据这些东西来进行推理所得出的所谓的结论。因为在一个明显具有文字禁锢和言论控制、文字造假和言论杜撰的传统中，任何文字文本的东西似乎都具有一种歧义，甚至反义的倾向，它们要么语意偏颇，要么语意颠倒，要么就纯属虚拟和杜撰，所以，我们对这个传统中的任何文本都应该进行存疑，进行悬括，进行解构，把它们当作某种可怀疑、可折扣的东西来处理。我认为，文本是不可靠的，而物情和人相却是某种确证。若要进行社会的释疑，我们不应该纠缠于某种文化的本质本身，而应该把注意力放在某种文化的实际后果上，放在文化的外显物和文化的对应体上。

文化研究显然需要一种反推法和反证法。即，不是用文化去研究文化，用抽象去梳理抽象，而是要用文化的结果、文化的效应去反向确证文化的性质。文化研究肯定需要一种实证的方法，这种实证的方法要求我们不能用理去说理，用文去说文，而是要用事实、事件，用直接呈现的事物状况去确定某种文化的内涵和品格。即，我们不能以虚去论虚，而应该以实去证虚。实际上，在虚和实之间，在文化的理和事物的相之间，是存在着某种关联、对应、交道和因果关系的，只不过人们通常把这种关系割裂开来了，采取了一种如单正平先生所讲的“分开主义”的立场。我认为，如果你把本来就联系在一起的东西强性给分开了，那么，你的论证是缺乏说服力的。分开就意味着诡辩。只要分开，你就休想把事情说得明白，休想说出它的来龙去脉，说出个所以然来。因为分开，就意味着空对空，虚对虚，就意味着天地不接榫，灵肉不融合，前后不搭界，里外不对应。所以，分开的结果就只能是徒托空言，自管自说，话语无边界，言说无责任。这样一来，任何文化论证的问题实际上就仅仅成了一种语言学、修辞学的问题，成了一种仅仅与音量和话频因素相关的问题。即真理只与话语权有关，而与事物的实存无牵。也就是说，即使是阿富汗、卢旺达这样的国家，如果它们想要证明自己文化的优越和精神的优势，它们也无须去从事什么实质性的社会制度改革和同样实质性的思想观念变化，而只需在语言学、修辞学、语法学、诡辩术、音量和话频等方面下工夫就行了。如果事情果真如此的话，那显然是自欺欺人，即圈内人自懵，圈外人自明。

如果人们老是说一种文化如何如何好，一种宗教如何如何了得，但就是从不去考虑这种文化的后果，也从不去顾及这种宗教的效应（即这个社会在实际的生活中人们一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道德的水准），那么很显然，这是一种偏智人的看法，是一种典型的盲视症和管见病。有种种迹象表明，中国人就是此症此病的典型患者。在中国，一方面是文化语言，或讨论文化的语言春风得意，尽情狂欢，另一方面则是现实生活的极度衰竭，无比落难。就仿佛我们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一种双重的背反。首先是语言与其语义的背反，其次是语言与其现实的背反。只要我们稍加冷静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正是这种语言和语义，以及语言和现实之间所形成的那种巨大的反差才构成了对我们生活和存在的最大嘲讽、最大亵渎、最大伤害，从而也是最大悲剧。

就仿佛中国的文人全是住在真空屋和象牙塔，他们不是精神的自娱者，就是精神的自虐者，或是精神的自大狂。当他们在奢谈中国文化如何之高明，如何之精妙时，他们是可以全然不顾中国人民是如何之具体表情和如何之具体生相的。他们对很多东西总是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当他们在论证中国文化的伟大之处时，他们总是爱引经据典，老是提某位圣人怎么说，哪部经典怎么讲，但就是看不见中国人身体被扭曲的那种形态，看不见中国人眼中那种凄惶的神情，更不愿去思考这些圣人经典在重大的方面对中国社会制度和中国政治哲学层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他们看不出这些圣人思想与社会的主体生活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密谋和圆成的关联。不知他们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拥有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性情，他们就是喜欢去听一种语言迷幻的麻痹之音，喜欢去吸一种观念鸦片的毒香之气。而对大地的景观、城市的表情、乡村的面容熟视无睹。仿佛这些景观、这些表情、这些面容对他们是不存在，不显现的。我想问，难道中国人身上直接呈现出来的那种生理学特征和生物学形状还不足以对某种被人们叫做文化和信仰的东西作出有力的否证？难道物相的谋篇和井市的布局其已成定格的存在方式真的不比那种空洞的言说、无聊的扯淡更具某种权威？更具某种说服的实力？

为什么我们老是会站在官方、权势者、得利集团的立场，要不就是文人知识分子独善其身、避重就轻的立场，看不见中国人那种哪怕是在生理学层面所表现出来的真实的生物形状和特征呢？为什么我们不能从一个老农、村妇、平民、下岗者、打工仔、小贩、个体户、流浪汉的角度去体察一下那种更带普遍性的中国表情和中国目光呢？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破译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那种关键性密码并不存在在学者或官家的文录里，它实际上就存在在中国人最常见的那种表情和目光中。我认为，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那些眼神、表情、手势、面相和行为方式，是那些属于生理学和生物学范畴的身体特征，而不是那些玄而又玄的文字、文本，那些流传已久的所谓的神话、童话、故事和传说。

关于中国人的身体特征和面相问题，我在《永恒的孤岛》一书的有关章节中作过一定的描述。事实上，我们不必通过书籍的阅读也可对中国人的体况和面相有一种直观的印象和经验式的把握。这只需我们走到大街上，置身在人群中（比如火车站、地铁口、农贸市场、城乡结合部），那种特有的印象和感觉自然就会扑面而来，油然而升。并且这种印象和感觉还特别深刻，非常强烈。如果说中国人的心思、心情、心理，我们是难以去猜测和揣摩的话，那么中国人的体态和脸相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直观。正如老斯在其《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一书中所说，在这个时代，我们能够强烈地感觉到，人们的身体被明显地“处理”过。人们的身上明显有一种被什么东西剥夺、扭曲、压榨、抽吸、缩窄、箍规、整束的痕迹。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地铁、广场、大街、小巷、商店、剧院、餐厅，还是其他什么别的地方，更不说西部，甘肃、青海、西藏，那些边陲小镇，古老村庄，那些恶水之滨，穷山之地，我们总能看见那些低矮的个头、横长的身胚、鼓隆的肚腹、瘦削的肩膀，看见那些扭曲的腰肢、紧锁的眉毛、呆滞的表情、斜视的双眸，看见无助的眼神、仓皇的面孔、干枯的手指、沮丧的额头，看见那么多的悲凉、凄苦和哀伤。人们可以回忆一下，不管他们在何时，也不管他们在哪里，也许他们看到的中国人的表情多半都是不爽的，大多都是灰头鼠脸、鬼鬼祟祟、拖三拉四、横七竖八的。要不就是目无表情、空洞匮乏、呆头呆脑、愚笨痴癫，得意洋洋、故作高深、自视聪明、自负狂妄，而实质一副犯罪型或未进化型嘴脸。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至多达到一种所谓狡猾、精明、麻利、干练的水平。也许只有在这个国家，我们才能够看见被划分为两个极端的群体：聪明的不善良，善良的不聪明。

要是我们多看几眼罗中立的著名绘画“春蚕”与“父亲”，我们就会知道画幅中那位大娘和大爷的脸上究竟写的是什么，它们究竟表达和传达的又是什么。画评家也许会说，尽管他们的脸上充满了无数多的皱纹，透露着坎坷岁月所留下的沧桑，粗糙的老皮述说着他们生活无限的艰辛和磨难，但他们的脸仍然是美的，是一种朴素、敦厚和平实之美。可我并不这样认为，在我看来，画评家之所以会认为这些脸是美的，是因为他们采取了一种特殊又特殊的参照系的缘故。我也不否认，如果把这些脸与那些阴险狡诈、横眉竖眼、充满杀气和猥琐媚俗之脸相比，它们确实是美的，并且美得美不胜收，美得说不完、道不尽。但如果我们不用画评家特殊的标准，而用常人的一般标准，难道我们真的会认为这样的脸是美的吗？显然不能。因为我们在这些脸上看到的更多是忧伤、凄凉、无助与仓皇，看到的更多是一种无限的艰辛、坎坷、磨难与痛苦。一种被无尽的岁月吸干了心血，被超强的劳作耗尽了元气，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抽掉了精魂的形象。如果硬要说这些脸是美的，那最多也只能算是一种非正常、非正态之美，一种苦涩之美和一种辛酸之美，是一种让人心痛、心闷的美。而这样的美，与其说是美的，还不如说是一种美的残酷，美的扭曲。

中国有许多类似“春蚕”和“父亲”那样的脸，有许多像甘肃的李老汉和新疆的张大妈那样的脸。当我看到或想到这样的脸时，我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在中国，有很多地方，文明的风是吹不到的；有很多角落，思想的阳光是照不见的。在中国，有很多耳朵听不见真理的声音；有很多心灵感受不到幸福的颤动。当我们看到或想到这样的脸时，我们就会发自内心地诘问，人们平时所抬举、所崇尚的那种“文化”究竟在这样的脸上作了什么样的化法？究竟在这样的脸上最终又化出了些什么？结论是，这些脸与他们所说的那种文化无关，也与他们所标榜的那种文明没有干系。如果真的有关系的话，那也只能是一种无文化、非文化，或歹文化、毒文化作用和塑造的结果。因为这些脸分明就是被真正的文化和文明所抛弃、所冷落、所遗忘的证明，是被某种邪恶的东西和无形的力量所剥夺、所扭曲、所压榨的证明。事实上，这种被剥夺、被扭曲、被压榨的痕迹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只不过它们在“春蚕”和“父亲”们的脸上得到了最集中的表现和最典型的说明而已（尽管这样的画实际上对我们大多数中国农民的母亲与父亲作了一种艺术上的美化）。

如果我们相信文化对于人的面相具有强大的塑造功能的话，那么，我们就不会去怀疑，好的文化一定会塑造出好的面相特征。比如，人之面孔的那种喜气洋洋、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大大方方、前额亮敞，或者一副沉着冷静、睿智聪颖的形象，这些都是一种可取文化无形作用、有效影响所产生出来的可取结果。既然面相是那么的变形、扭曲，那么的变态、丑陋，并且这种变态和丑陋确具某种普遍性，既然不仅一般人的脸是有待修改的，而且即使是那些所谓明星、名模的脸也是欠缺很多东西的，那么，人们又有什么根据和理由认定他们自己的文化是无可挑剔、无比优异的呢？既然一种传统号称是那么强大，一种文化自诩是如此高明，那么它肯定就会在历史的河床中源远流长，在时间的流逝中经久不衰，在习俗的塑造里潜移默化。（因为传统和文化实际上也是另一种性质的遗传基因，如果一种传统它果真是强大的，一种文化它真正是优异的，那么它肯定就会在历史的延续中进行复制，在岁月的流逝中得以传承，在人们的生活中得到表现。）如果仅仅时隔几十年，仅仅经过了一两个时代，这种传统和文化就荡然无存了，西风一吹就吹散了，牛克斯一顶就顶垮了，如果人们总是一方面抽象吹嘘自己的传统和文化如何如何伟大，但另一方面，在人们的日常举止和随意言谈中却看不见这种传统和文化的自然流露，甚至蛛丝马迹，那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认为这种所谓的传统和文化很有可能是一种虚拟和杜撰，是一种并不存在的说法。如果一种文化与这种文化的现实没有联系，一种说法与人们的实际做法没有关联，那我们就完全可以对这种文化大加怀疑，对这种说法不予理睬。

在我看来，只是强调某位圣人在某个时候说过某句精彩的话，或者只是渲染某部经典在某个章节曾经出现过某段深义的箴言，并且还要人为地把这些话、这些箴言进行任意的夸张、放大、强化和重叠，这是毫无意义的，这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关心的是话语与现实的联系，关心的是箴言所应引出的那种行为的结果，关心的是某种文化、某种言说的具体反应和具体表现。我感兴趣的不是某位圣人怎么说，某部经典怎么讲，而是一般的中国人怎么说，普通的老百姓怎么想。我考虑的不是中国少数文人的文化梦，而是中国大众的日之念、夜所思，因为只有后者才能构成名副其实的中国文化，才能对偌大中国的整体形象和存在本质作出说明。而前者只不过是一小部分中国人的一种思想理念和文化诉求，是一个被苦楚的现实逼画出来的一只甜饼，是一个仿佛永远悬浮在中国苦难大地上空的遥远的梦。在最好的情况下，它是一种指望；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却是一种自欺。事实上，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这种理念和诉求从来都是作为一种现实中所没有、所缺乏的东西之象征来强调的。现实中愈是没有，它愈是在语言中强调得厉害。在我看来，它更像是一种画饼充饥、水中捞月似的存在，是一种首先精神之自欺，然后又绝对去欺人的存在。于是在中国，我们便目睹了一幅幅惊心动魄的画面，看到了一出出骇人听闻的剧目。我们看到魔鬼的两极反差，邪恶的极端对比。一边是文化的自恋、语言的狂欢，另一边是现实的凋敝、生活的消沉；一边是一簇绿红，另一边是万顷荒丘；一边是光鲜的面子活，另一边是腐烂的真实事；一边是点的辉煌，另一边是面的沧桑；一边是线的荣耀，另一边是体的羞辱。可作为一种思想理念和理想诉求的文化从来就没有对真正的生活发挥过任何积极的作用，它恰似一只飘浮在大地上空的风筝，仅仅成为生活的一种点缀、装饰和象征。只是当这只语言的风筝轻快地往上飞升之时，也往往就是现实的大地沉重地朝下坠落之刻。在我们的生活中，似乎总是有那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不断被拉开的两极，似乎总是有那么多让人惨不忍睹的完全脱节的两端。这就是物质和精神，语言和现实，文化和生活，道德和实践，点与线，面与体，里与外，上与下，恰成一种反比，形成一种倒数的相关。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生活中，也确实不乏某种对于道路的执着，不乏某种对于平衡的追求，但这道路是一条钢丝的险途，这平衡是一种均态的幻觉。我们常常用大山去窒息小草的呼吸，用孤丘来象征无际的荒原。我们喜欢用风筝去平衡大地，用语言来代替现实。当然，更喜欢用一纸封面的金玉去补缺整本大书的败絮，用形式的表面完美来掩盖里下的糜烂之实。于是，一切事物都陷入了一种恶性的循环，连成一种魔法主控的因果。这下可好了，以后的一切便顺理成章，势所必然。现实愈糜烂，我们就把电视画面弄得愈光艳；大地愈沉沦，我们就把那只风筝放得愈高远；生活愈沉寂，我们就把话语的鞭炮爆得愈轰响；行为愈下流，我们就把道德之歌唱得愈洪亮。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这画面、这风筝、这鞭炮、这歌唱就成了我们的生活，就成了我们生活的一种虚伪的本质。哪怕我们一辈子、一万年都生活在这种歌声、这种轰鸣的幻觉中，我们也会感觉良好，感到自豪。我们沉溺其中，不亦乐乎。更有甚者，说不定还会萌发出一种自大狂式的欣喜，成为最傲视万物、目空一切的另类。也许，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幻觉，追的就是这种虚妄。只要这种幻觉和虚妄能够保证我们一直拥有某种数量的优势和形式的优势，只要这种优势能够继续存在下去，那我们就毋庸心虚，不用发愁，因为我们仅凭此即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所以，高歌可以尽管唱，泡沫可以尽管吹，风筝可以尽管放，那个关于文化的梦也可以尽管做。我们自视不会自毙，即使完全他毙了（这不太可能），我让你收尸也会感到犯难，更何况我还有红缨枪，还有肉拳头，还有动物式的本能，还有生物性的反抗。于是，我们不难看出，立于不败的秘密是什么，难道不就是一种动物式的法则，生物性的策略？一种纯粹的数量扩张，形式保全？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我们的国家只能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集体主义、政党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而绝对没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平权主义、多元主义。为什么只有哲学的前三论：客观论、偶然论和相对论，而没有认识的后三论：主观论、必然论和绝对论。为什么我们只有存在的规模（数量和形式），而没有存在的品格（质量和内容）。为什么我们只有点亮片黑，上强下弱，权力集于一人，权利汇于一党，而没有一种均衡、运筹、博弈、优选的原则贯穿于整个的社会生活。

我认为，这一切概出于我们的文化实际上不是一种人化，而是一种动物化，我们生存的参序位格不是一种神格，而是一种物格，我们参与实际运思的大脑不是全脑，而是半脑，并且是左边一半的脑：左脑。

既然中国人的文化是一种动物化，中国人的运思特征是一种半脑本质，那你从一种动物学的角度，用一种生物学的原理来理解国人、国事、国格，至少大体上不会错，并且还十分到位、贴切、适合。比如，用它们来解释中国人的政治统治形式、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风格、他们的反神迷物、他们的前三论哲学视角、他们的时空认识观、他们的个人小聪明整体大糊涂、他们的面子活和悲伤事、他们本质的虚弱而又表面的自负、他们的因小失大、为短弃长等。有许多迹象充分表明，中国人的生活是由更靠近动物的一种生存方式来打理的。也就是说，在“动物—人—神”的存在序列中，他们通常总是下意识地选择一种更贴近动物本能的生存策略。用社会生物学的术语来说也叫做“动物倾向”或“动物倾斜”。

如果你从动物的角度，而不是人的角度，更不是从神的角度去打量中国人的生活，那么一切问题就容易得到解释。比如他们为什么要实行专制？为什么要反对民主？为什么要压制言论？为什么要进行新闻封锁？为什么要强调党国主义，而贬低个人主义？为什么要迷物轻义？或另一个极端，重假义而轻真物？他们为什么只料理表外，而不顾及内里？为什么只考虑今生今世，而不理会生前死后？为什么只能弄些纯属个人小聪明、个人小爱好的花虫鱼鸟、琴棋书画，而无能在现实的生活中确立起一种普遍有效的政治哲学原则？不能在日常的人生中贯彻一种人际关系的黄金定律？我总觉得中国人作为一种生物学事实的存在，在其进化历程的某个环节上肯定是严重受阻的，似乎他们的意识进化到某一个关键点或节骨眼就遇到了障碍，停止不前了。这究竟是什么关键点，哪个节骨眼呢？在我看来，就是我们中国人只知道世界上惟有物质和权力（其实它们是一个东西）是至关重要的那个节骨眼。也就是这么一个关键点，在其点，我们中国人的意识只是进化到了只能意识到物质重要性、权力重要性的程度，只是进化到了一种超乎其上、逾越其外就几乎全部茫然无知的程度。这种程度，只能对物有明确的认识，而对物质的含义知之甚少；只能对财产有极端的欲望，而对财产权的概念毫无感觉；只能对权力有过度的追求，而对权利之事却懵然不知。

所以直到今天，不管世界是否已经发展到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科技时代、信息时代、因特网时代，还是其它什么具有更新说法的时代，但主宰中国社会生活的实际上还是那些比较远古、比较原始、比较野蛮、比较低级的生物学原理和法则。比如，丛林法则、弱肉强食法则、肌肉法则、拳头法则、酋长法则、枪杆子法则、大哥大法则等。由于我们的意识只进化到那个关键点，那个节骨眼，只进化到那么一种只识物、只认权的程度，所以我们的社会至今对社会学意义上的优选法、运筹学、博弈论、均衡论仍无基本的认识，对神学意义上的返还论、背反论、迂回论仍无起码的感觉，也就更谈不上对这些原理和论说有一种实际的社会应用了。正因为实际的中国是动物本位的（官本位、权本位、钱本位只是这一本位的多种表现和外化），所以，才自然而然地使中国的存在蒙受了某种整体黑社会的性质。不是哪里、何时是黑社会、有黑社会，而是整个社会都是黑社会。尽管这个社会有许多假情、假义、假礼、假德的修饰和装点，但实际上仍是黑道法则主控一切。

过去人们论及中国，说到中国的麻烦之处，总是爱把责任推给历史的故障，推给传统文化的弊端，要不就推给外强的介入，推给别人的干预。（我认为这是不会掌船怨河弯，吃不着葡萄怪葡萄酸；是瞎子摸象，以偏概全；是外行行武，班门弄斧。）但就是不从自身找原因，不在自己的头脑里找毛病。也从不去考虑是否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思想习惯、我们的大脑功能出了问题。当然，你要乱找，粗找，随便找，偷工减料地找，但就是不深入不仔细、不更深入更仔细地去找，那肯定也会找出许多原因。比如，政治、经济、制度、外部条件、环境，甚至文化、科技、教育等，这些都可以成为原因。另外，我们还可以在这张原因的清单上列出许多别的东西。但它们真的就是中国问题、中国毛病的那种至本之源、至深之因吗？显然不是。我们认为，它们是问题的原因，但却只是些近因、浅因、明因，是些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的因。它们不是深刻之因，更不是终极之因。我们认为，中国问题的深刻之因、关键之因不是外在的，不是经济的、政治的，甚至不是文化和制度的，因为这些已经是某种因之果了。真正深刻和关键的原因存在在我们的思想和观念中，存在在我们意识的结构和大脑的功能里。也许，中国的隐患和悲情，中国的诡异和秘密既不在太阳之下，也不在大地之上，而是在大脑的至深处，在观念的构造中。我总觉得我们是在认识事物的观念上出了问题，是我们的大脑功能出现了偏差，或者说在思考问题时，我们大脑的某些重要功能已经丧失，要不就是某些重要的功能已经明显表现为一种衰竭。

我认为，中国之所以会成为这样的中国，中国之所以会成为这样一个充满了如此多的不满、亏空、怨恨和遗憾的中国，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思维基本上是一种左脑思维，我们的世界纯粹是一个左脑的世界。左脑世界是指人的左脑所能感知、所能理解、所能对付和对应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整个世界的一个部分，是世界的一半，而且是整个世界那可看、可触、可感的一半，是比较表浅、粗糙和低级的一半。相比而言，全脑世界还需加上右脑世界的那一部分，是左脑世界加上右脑世界之和。

按照卡尔.萨根关于脑的三层结构（原始脑、新质脑和边缘脑）理论，从进化的历时性角度来分析，我认为中国人的大脑发育是不成熟、不健全的。它明显存在着一种基础性、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缺陷。具体表现就是它的原始脑部分比重过大，新质脑偏弱，而边缘脑欠缺。而我们知道，人的原始脑主要对应的是人的本能性活动，如觅食、求生、繁衍、肌肉较量和身体竞技等（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或曰经济、工商、财会、金融），属于一种生理学和生物学的范畴。人的新质脑主要对应的是人的社交礼仪、行为规则和道德信条。它属于一种社会学层面的内容。而边缘脑主要负责作为主体存在的个人对于现时代各种最新信息的感知和把握。它是人对于共时性存在的各种新思想、新观念的感应器和储存器，总是表现出一种本质前卫与实际新潮的特征。由于我们的脑不具有这种十分明显的三重特点，所以对于神理，我们的大脑是不感知的，对于道德之更具形而上学的层面，我们是不去梳理的，而我们的行为则主要表现为一种本能的反应。在此意义上讲，我们的政治学理论都是一种生物学教义，我们的所有创造实际上都是一种模仿。即便是对西方的参照，我们也只知其科技、工商，而不知其神理与人文。

根据斯佩里的双脑理论和大脑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我们知道，人的大脑是由左右两个半脑构成的，并且这两个半脑具有明显不同的生理功能，对人的各种行为和能力具有不同的主控作用。到目前为止，科学家对大脑的研究已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们对大脑的理解和认识也有了极大的提高。尽管人们可能对研究的结果有不同的解释，但关于大脑左右两个半球的基本结构及各自不同的基本功能，科学家和研究者的看法却是一致的。通过核磁扫描技术来检测大脑的电活动，我们可以准确定位大脑功能区的解剖学位置。大脑扫描装置的应用，使我们能够判断大脑某个部位的特定功能。按照斯佩里等人的说法，左半脑主控人身体的右侧区域，它负责人的数学、物理、计算、语言、逻辑、演绎、推理、分析、实践、命令、歌词、具象观察、局部评估和近距扫描等能力。而右半脑则主控人身体的左侧区域，它涉及的是人的创造、艺术、直觉、视觉、主观、意念、想象、猜测、整合、灵感、移情、抽象统摄、整体评估和远距透视等活动。即左脑偏重的是事物、实在、具象、具体、近距、局部、片段、细微，及人的各种由生物遗传所得的生理能力。而右脑侧重的是事件、虚拟、抽象、远距、整体、长时段、大空间、形而上，及人的各种由文化遗传所得的精神潜质。一般说来，人的正常言说和明智之举是人的左右半脑交互影响、协同作用的结果。对人的行为和能力，它们各司其职，各负其果。两者如有偏颇，如有失调，对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若要人的语言得体，举止适当，思维正常，那人的左右两半脑就必须具有相应的发育程度和进化程度，必须具有相应的、成比例发展的生理主控功能。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左右两个半脑它们的作用力是同等的，也不意味着它们的重要性是相同的。至于同等、相同与否，这要看它们针对的是什么而定。如果针对动物，显然，左脑就显得不可或缺；如果针对人，很明显，右脑才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人的右脑特征才构成了人的主要标志，只有右脑才能最充分地显示出人本身所具有的那种人性的本质。

正如前面所说，人的左右两半脑各有其明确的职能分工，它们分别与人的不同生理—心理能力一一对应。一般说来，人的语言能力、分析能力、计算能力、身体的运动能力，以及对周围环境（包括社会生活环境）的适应能力是由人的左半脑来决定的。而人的审美、艺术、宗教、想象、预知、整体猜测、幻想、虚构，以及各种超逻辑的直观透视能力则是由人的右脑来负责的。我们认为，由于人们对左右两脑的不同偏向和不同选择，那必然就会给人的行为打上明显的左脑烙印和右脑烙印。从而我们可以把明显具有左脑倾向的人和右脑倾向的人分别定义为“左脑人”和“右脑人”。所谓“左脑人”，实际上指的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唯物主义者、现实主义者、无神论者、世俗主义者、功利主义者、机会主义者，和一切禁精神之欲的存在者。我认为，左脑人的人格特征是支配性的。一般说来，在他们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中，他们不是企图去支配别物，就是命中注定地要被他者所支配。左脑人的这种支配性人格几乎与人的神秘性、敬畏性、体验性和认知性无关。左脑人的人生立意和心理动机总是与人之虚荣的掠取、占有与社会财物的搜刮、聚敛联系在一起。

由于人的右脑统摄的是冥思、反省、想象与超验之维，所以它与人的审美能力、信仰能力、宗教能力密切相关。即是说，大凡人的抽象能力、形而上学能力、超验秉性、信仰情怀等都是人之右脑功能的自然延伸和外射对应。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的宗教，说穿了，实际上就是人之心智和心性对于世界所作的一次整体性的透视和猜测。它代表的是人的一种综合判断能力，是人的智慧对于存在的一种精神性关照。一切宗教的伟大真理，它们都不外是人的最高思想在经历了一次次最伟大的精神冒险之后自然形成的结果。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想象力，就没有宗教；没有预知力，也就没有信仰。所以，右脑人的人格特征是体验性的。所谓体验性，主要是针对人的那种强大的占有性来说的。它主要指人在行动之时，或行动之前对于存在事物的那种认识性、理解性、感悟性和体认性。人的这种体验性注重的是事物之思，注重的是行为的前提、做事的先决条件。它注重的不是事物的预设结果和终极状态，而是这种结果和状态的过程、程序、手段与环节。它解决的是事物之“何以”和事物之“怎样”的问题，而不是事物之“谓何”和事物之“什么”。我认为，对人来说，似乎事物是什么，什么是什么，这些都大概不会成为什么问题，而事物之为什么，什么怎样才能成为什么，这才是最为重要的。实际上，这为什么，怎么样，什么如何才能成为什么统统都是右脑思维的范畴，是只有右脑功能才能予以对付和解决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可以认为，右脑是战略的，左脑是战术的；右脑是整体的，左脑是局部的；右脑是统摄的，左脑是聚焦的；右脑是艺术的，左脑是物理的。尽管左脑是分析的，但没有右脑意识的突破点，没有右脑在人之灵性层面的落脚点，这种分析就会受到很大局限，甚至毫无意义。一般说来，艺术的杰出构思、科学的重大发现都是作为人之灵感的骤然爆发或是作为一种一气呵成的整体形象而出现的。它们往往不是按照所谓逻辑的过程一步一步地推敲，或是按照单选式的步骤顺次操作的结果。通常，科学和艺术的重大突破都是右脑功能的业绩。因为尽管一种理念的分析成形是属于左脑的事，但理念灵感的最早萌发却是靠右脑来完成的。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我们能够感觉到各种压抑形式的存在，如思想的压抑、精神的压抑、言论的压抑、观点的压抑、主见的压抑和个性的压抑等。实际上，这些压抑都是一种右脑压抑，是一种左脑功能对于右脑功能的压抑。并且这种压抑是双重的，一方面是权势者自上而下施予整个社会的一种强制压抑，另一方面则是在这种强制压抑之后所自然形成的那种自我压抑。当这种强制压抑和自我压抑进行合流，产生共谋，从而形成一种强大的态势之时，中国人的右脑发育自然就停滞了，中国人的右脑功能自然就丧失了。因为中国人的右脑总是遭遇着一种双重的困境，一方面由于强压而得不到进化，另一方面由于删除，即使进化了也会丢失，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就长期处于一种右脑不发达，或右脑功能严重缺失的状态。我们知道，进化论中有一条重要的原则——用进废退。用则进，不用则退。生活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人，由于整个社会长期倡导的是一种愚昧政策，禁止不同言论，压制自由思想，所以一般说来，生活在这种制度中的人就只能成为左脑人。即成为大脑功能严重失调、右脑功能几近退废的人。这样的人，从时间上说，只能关注今生今世，从摇篮到坟墓；从空间上讲，只能倾心地界一层（也就是左脑人称之为现实世界的这一领域）。他们的生活注定了是局域的，狭隘的，平面的，同时肯定也是表浅的。因为这种生活既没有过去的根基，也没有未来的牵引，更没有一种超然于日常与目下的属于精神和灵性方面的关照。

我认为，左脑人是专制强权社会必然要孕育的产物。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尽管他们拥有一个完整的头形，但却只有一个残缺的脑袋。由于长期只使用左脑，右脑受到自我和社会的克制与压抑，所以，左脑人的右脑功能几乎已丧失殆尽。这样的结果是，他们的生活注定了就只能与人的紧张、恐惧、急躁、轻浮、狂妄、无聊联系在一起，而与平和、协调、安详、静穆、深邃、神奇、虔诚无缘。所以，左脑人同时也是残废人。尽管他们有完整的肉身，但却不具有健全的大脑。其大脑的进化与发育是严重偏废的，具有极端的左脑倾向。从存在的五大关系来考察，左脑人的生活注定了就只能具有两种关系，即他与人的关系和他与物的关系。注定了，他们就只可能拥有一种经济人生，动物人生，而绝对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精神人生和神义人生。他们只有日常，而没有超验；只有“审美”，而没有崇高；只有“愉悦”，而没有救赎。

我认为，左脑人同时又是在性十足的人。这种人炫耀的只能是物质的荣光，无视的却是精神的优美。他们生活的重心只在下头，只在此刻，而绝对没有上方，没有未来。他们的世界大抵也可算得上是一个行动的世界，但却肯定是一个动物的世界，一个乱动的世界，同时也是一个绝对没有灵，没有思，没有美的世界。是一个不知算总账，也不知总账为何的世界。

由于左右半脑的不同特点，我认为，左脑基本上展示的是一种动物行为的性格特征，而右脑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本质属性。根据左右半脑所具有的不同功能，我甚至可以推断出它们各自对应的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形态的整体表现。一般说来，由左脑主控的人，其思维方式更容易偏向无神论、唯物论、直接论、简单论、实体论和功利论，对事物更容易采取一种生物主义、尘世主义、经济主义、实用主义、精神狂妄和伪乌托邦主义的视角。由左脑主控的社会，其整体性格更容易表现出一种集权、专制、独裁、单一、强控制、强压抑、你死我活、水火不容、分寸不让、密不透风、银金灌骨、治乱循环的特征。相比而言，由右脑主控的人，其思维方式总是倾向于有神论、唯心论、意志论、主体论、迂回论和协同论，对事物更愿意选择一种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超验主义、均衡主义、精神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立场。由右脑主控的社会，其总体特征通常是分权、民主、平等、自由、多元、共和、协商、互利、多赢、圆桌会议、讨价还价、谦让兼容的。

我认为，几乎人的所有美好品质和可取表现都是右脑属性的，而人的大多数粗鄙品性和不可取表现都是左脑操作的结果。比如，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人的深度运思、自由倾向、宗教感悟、善举义止、读书、沉思、冥想、反省、音乐爱好、艺术冲动、人文情怀，社会的开明、开放、宽容、民主政治、全民公决、普选惯例、多元共存、道德自律等看作是右脑性的。同时，也可把人的浅薄、自私、自负、狭隘、偏执、虚妄、物质欲、权力欲、占有欲、动物本能、形而下冲动，社会的禁锢、压抑、强控制、专制政体、老大指认、一枝独秀、道德虚伪、上蒙下混等看作是左脑性的。一般说来，左脑倾向偏于下（形而下）、趋于表（表象）、重于名（名称、名义）、喜于形（形式），而右脑倾向则正好相反，它往往偏上、趋里、重理、喜实。我也可以认为，左脑更多承担的是人之原始脑的职责，而右脑负责的却是人之新质脑和边缘脑的功能。左脑表达的是人身上那种属于动物本能的东西，而右脑统摄的却是人身上那部分有别于动物的内容。所谓人性，实际上指的就是人的右脑性；所谓理想的社会就是指一个人们的右脑功能在其中已经发挥了最佳功效的社会。

在中国，有种种迹象表明，我们的一切都是左脑主控的。我们的思维是左脑思维，我们的人是左脑的人。理所当然，由左脑的人构成的社会自然就是左脑社会，由左脑的人创造的文化自然就是左脑文化，由左脑的人塑造的历史自然就成了左脑的历史。毫无疑问，这种社会、文化和历史的特征不是别的，只能是社会、文化和历史的重复、缠绕、轮回、停滞，只能是一种无以言表的充满了残酷的争斗。左脑人在世界的舞台上似乎只能上演历史的悲剧、丑剧和闹剧。这悲剧就是，左脑人似乎永远都在以一种无神者的身份去反神，以一种唯物者的身份去祛魂，以一种无知者的身份去反知，以一种卖淫者的身份去歌颂贞操，以一种邪恶者的身份去倡导美德，以一种堕落者的身份去贩卖善良。当然，也以一个独裁者的身份去兜售民主，以一个残废者的身份去展示健美。尽管左脑人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也不乏一些伪右脑的表象，但究其实，它仍然是左脑性质的。就像左脑文学，左脑艺术，它们也不乏一些所谓情趣、机智、才气，甚至美感的内容，但却始终没有那种属于右脑性质的真正算得上是崇高、智慧、宏伟、大度的气质。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有太多左脑的痕迹，太多左脑的证明，而右脑的征兆却蛛丝不现，隐匿不彰。我说过，左脑思维更像是一种动物思维，这种思维既不能思索事物的深因，也不能思考事物的远果。它本质上是一种近视、片面、局域、亏欠和残缺的思维，而对社会生活的那些伟大原理和原则（比如背反原理、返还原理、我—你原理、人择原理，及人自进化原理等）更是不知不觉，不问不闻，视之虚无而作为一种不存在来处置。

正因为中国人的思维是左脑性质的，所以真正思的传统就无法在我们的生活中形成。真正的思是一种深刻之思，是一种反复之思，是一种对思本身进行多重追问、层层逼近之思，是一种不断放大、不断趋于其尽之思。这种思追求的是一种明理事物的通透与彻底，它企图与存在的发展保持某种动态的对应，以期形成某种理性进化的图景。而左脑之思是一种本能之思，这种思只能以生物学的素材和生理学的内容为其思考的对象。即是说，一种纯属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前提条件实际上已为这种思预设了某种固定的边界，从而使人的行为只能在一种本能的范围内展开或者完成。在由这种思所主宰的世界中是不存在任何人之精神性的预设机制的，也不存在任何哲学和神学的返还性原理的作用。实际上一切都是由一种生物学的原则来支配。当然，也不排除在这种生物性支配中仍可能有一些非生物性的说法、装点和表象，但实际上这些非生物性的表象所包含的都是一种生物学性质的内容。就像无神之国的所有神学都是尘世生活的神化版，所有精神活动都是物性本质的代名词一样。

由于人的沉思、冥想、反省、移情、抽象、大时间、大空间、大画面、整体评估、通盘考察、人际的黄金定律、民主的制度构建等属于右脑功能的范畴，人的工商行为、条件反射、二值逻辑、直线观念、简单推理、近因联想、偏执专横等是左脑思维的特征，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人的所有小聪明都是左脑性的，而大智慧只有右脑才具备。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中国人的读报行为、书画行为、工艺行为、饮食行为、文体行为都是左脑行为，中国人的行政活动、法制活动、专权活动、政党活动都是左脑活动。中国人的“左倾”实际上是左脑倾向，同样的道理，中国人的“反右”实际上是反右脑本质。中国人的思维和行动实际上是受左脑制约的，一部中国史实际上就是左脑史，反右史，是一部抑右扬左的历史。由此，我们也可以断定，中国的政治是左脑政治，中国的文学是左脑文学，中国的艺术是左脑艺术，甚至中国的经济也是左脑经济。中国的一切都是左脑、太左脑、过分左脑的。对一个左脑控制的左脑人的左脑世界，或一个几乎没有右脑，右脑功能已经明显退化的世界，你还能对它有什么过高的指望和更多的奢求呢？的确，除了物质上的来回折腾，政治上的治乱循环，思想上的同义反复，人们再也不可能有其他更多的奢求。

我相信，如果中国人的思维结构、左脑策略不改变，如果中国人的右脑潜质不开发，右脑能力不培育，那么，要想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一种关键性的突破、本质性的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切的改都不应只是形式之改，一切的变都不应只是规模之变。同样的道理，所有经济的有限调整，所有行政的形式接轨，所有外在的刻意模仿都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如果思维不变，观念不变，左脑主控一切的局面不变，那一切的变都是形式之变，变的仅仅是名称，变的仅仅是说法。无论你叫它皇帝，还是主席，无论你叫它封建，还是共和，也无论你叫它解放前，还是新时期，实质都一样。国家还是那么一个性质的国家，人民还是那么一种性质的人民，次序还是那么一种性质的次序，规矩还是那么一种性质的规矩。所谓左脑不变，本质不变，道不变，天亦不变矣。

另外，关于中国人左右半脑的功能问题，我还想作一些说明。有人或许要问，你说中国人的左脑特别发达，中国人的思维是一种左脑主控的思维，而左脑是负责人的理性和分析能力的，那是不是可以认为中国人的理性和分析能力就特别优秀呢？我并不这么认为。因为理性也有高级理性与低级理性、精致理性与粗糙理性、工具理性与纯粹理性、形而上理性与形而下理性之别。在我看来，左脑理性是低级的、原始的，它只能算是一种工具理性。如果人的理性没有右脑那种伟大的直觉和超验的意向介入和参与的话，这种理性无论如何也是不成熟、不完善的，也不能提升到能够全权代表人的那种精神能力的高度。这样的理性自然会受到许多因素的限制和规定，它只能对事物的有限层面作出判断，只能对存在的局部领域进行评估。即是说，它只能在某一规定的范围内才能进行一种所谓的理性分析，而对事物更深的那种因，对事物更远的那种果它是无法进行探究的。比如，一种近距离的评估，一种小时段的思考，就某一问题进行就事论事的说明，左脑理性还能够对付，但对事物的因之因、果之果的深究，这明显就超出了左脑理性的能力范围。而对事物因之因、果之果的探讨却是人之右脑功能的事，与左脑的任何能力无关。所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左脑的发达并不意味着人的真正理性和分析能力的发达。真正成熟的理性和纯粹的理性和左脑的理性是两回事。实际上，中国人的所谓理性思考能力往往都局限在现实功利的层面、物质计较的层面和权力角逐的层面，而与形而上学的思考、精神哲学的沉思无关。

用大脑三商的理论来说，也许，人的左脑仅仅涉及到人的智商（IQ），而与人的情商（EQ）和灵商（SQ）无关。情商和灵商是右脑的事，是属于右脑的功能范畴。如果人的情商低下，灵商阙如，那势必也要影响到人的智力水平的正常发挥。因为纯粹的左脑智力让人玩的永远是一种“有限的游戏”，是一种情境之中的游戏。而不是一种“无限的游戏”和超越情境的游戏。无限游戏和超越情境必需要有情商和灵商因素的介入。所以说到底，左脑理性和左脑分析终究还是一种有限的理性和分析。这种理性和分析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上起作用，只能应对有限存在中某些比较具体和更为琐碎的事物。比如，对于物质量化的计算，对于现实利益的评估，对于手头、身边之事的权衡等，这些都是左脑智力可以去应付的（比如修大坝，关于力学、工程学、物理学，关于能发多少度电的计算，他们是没有问题的，但关于这坝对地质地理、气象生态、人文社稷影响的思考恐怕就超出了他们的能力所及）。但左脑智力却无法判断出一种更大时间、更大空间、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内的人的整体利益得失，无法甄别出一种事物之综量分析后的总体均衡，一种正负抵消后的整体效应。左脑智力只能在一种规定的情境中进行权衡，它不能超越这种情境，更不能创造一种新的情境。超越和创造，以及由一种“垂直因”和“异质素”的介入而引起的事物的质的变化则是右脑承担的功能。在这方面，左脑是无能为力的。所以，中国人唯左脑的生存策略并不能说明中国人的理性和分析能力已经达到了一种高水平的发挥，也不能说明这种能力已经取得了一种好了不起的成就。因为真正的理性能力和分析能力必须应有右脑的介入，右脑的配合，右脑的统摄。这种能力是人的整个大脑都参与运思的结果，而非仅凭左脑的折腾就能形成。

我希望左脑人的中国在其左脑思维的生活氛围中适当加入一些右脑人的特征，从而使中国人的生活呈现一种完整之像，抵达一种左右协调、上下均衡的全息之境。

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和条顿民族本来身体素质就出众，再加上他们有俯睡育婴的优秀传统，因此，他们的智力优势更大：新生婴儿俯睡可以避免对婴儿柔软颅骨的压迫，能够保证脑部充分发育（当然，不能垫枕头，否则容易窒息），而且俯睡也便于婴儿的自由活动。俯睡的优良习俗日尔曼民族优秀的秘籍。本来英、德两族天资不相上下，英国人更聪明是因为身处岛国，吃鱼便利和温带海洋性气候的缘故（地理决定论）。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中国人不仅推崇仰睡，而且许多人接受用硬枕头压扁新生婴儿颅骨的陋习的陋习，具有以畸形为美的病态审美观。中国人以扁头为美的陋习源自满族，今天的满族人仍然死抱其祖先的陋习，将新生儿以仰睡的姿势捆在大豆、高粱或大米做成的硬枕头上，放在摇篮里吊起来，他们强迫婴儿保持一个睡姿，腿和手不能自由活动，说这样做可以保证婴儿手脚“长得直”。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东北汉人竟然如蝇逐屎般地拥抱着一陋习。从小就限制人的自由，满族这个通古斯游猎贼族真是劣等民族中的劣等民族！真不知道这群本来与中国无关的通古斯渣滓是从那层地狱里钻出来的魔怪！

当然，汉族也非常劣等，尽检坏的学。
更让人气愤的是，好些海外华人还将中国人的这一睡扁头的陋习当作国粹拿到海外发扬，企图毒害外国人！这些人该死!

日本民族非常优秀，是东亚惟一的两个有鉴别力的民族（另一个是蒙古族），日本人从中国学了很多东西，但几乎从来不学中国糟粕。日本民族现在正在大力推广英国式的俯睡育婴，以改变本民族较为扁平得面貌特征和板块式的身材（参见大关早苗（日本）《培育下一代的美人》）。

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

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元(原)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入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曩者，朝鲜数无礼于我，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要求，则又左右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交，吾不敢关闻。彼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阴唆嗾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东学党之事，满清氏实阴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其阴谋也。善邻之道果安在耶?是白痴我也，是牛马我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是我国之所以舍樽俎而执旗鼓，与贵国相周旋也。

抑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义，重礼让。今蔑视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歼于丰岛，溃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战败衄，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而〉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而]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商朝的前半段也不能证实，从公元前1300年的殷墟时代开始才是考古能证实的。

楼上的楼上那篇狗文是元热狗汉奸上皇汉狗曾杰明所写，没有任何价值性可言。

znm 写道:

楼上的楼上那篇狗文是元热狗汉奸上皇汉狗曾杰明所写，没有任何价值性可言。

热狗汉奸本来就是黄汉狗搞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