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2010年北京首届世界武搏运动会武术项目29日举行了收官之战,支那队在武术项目奖牌榜上稳居第一,共摘得3枚套路金牌和4枚散打金牌。在武搏会热热闹闹弘扬支那武术的背后,是支那武术竞技力的缺乏,事实上,就竞技力来说,支那武术不仅不是世界第一,甚至一直处于落后的地位,在世界级的格斗竞技场上,不仅很少出现支那功夫的身影,而且成绩惨淡。这背后,是文艺作品的放大化,体制限制以及国人民族自尊心的作祟。
意淫——支那武术天下第一
武侠小说中被“神话”的武术
武侠文化在支那源远流长,备受专制社会欺辱的国人对拥有武力的渴盼,经力量孱弱而欲望发达的文人的想象发挥,结合同样是源远流长的神秘主义,创造了一个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武侠世界。通过从王度庐、平江不肖生到金庸、梁羽生、古龙等经典作家的描述,一代代下来,纵然武术没有那么神奇,但肯定威力无限的思想意识不知不觉在国人心中扎根:在遥远的古时,或在当代的某个不为人知的处所,肯定一些人具备着超凡的搏击能力。 但这些都是虚构的,假的,从未证实的。
影视作品中制造的“无敌”功夫
自有影视以来,那活色生香、直观精彩的画面愈加强化了这一认识。通过影视传播而最令国人心仪的武术家莫过李小龙,人高马大的洋人在其铁拳加嗷嗷声中望风丧胆,充分证明了支那武术足可打遍天下无敌手。
事实上,在真实的生活中,李小龙并非是一个搏击高手,他的身高172cm,体重在60公斤左右,并且还有高达500多度的近视。从医学的角度讲,近视到了这个程度,头部受到重击容易导致视网膜脱落甚至粉碎。李小龙获得的最高水平的搏击类冠军只是“香港高中业余拳击赛冠军”——一个香港青少年赛事。至于盛传所谓“全美空手道冠军”更是子虚乌有,他甚至连一场正式的格斗比赛都没有参加过。李小龙的女儿李香凝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我父亲没有参加这些竞标赛(搏击比赛),因为在哲学上他认为这样比赛不符合武术的理念。”而李小龙甚至在与毫无武术根基的导演罗维、黄握中等发生争执时直接拔刀相向,引来警察调查,屏幕上的拳脚顿时做了废。
事实上,李小龙带来的影响力,更多的是因为萤幕上让美国人耳目一新的独特格斗方式,以及他向美国人所传递的武术哲学。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中,他真正的格斗实力被放大化了。
各种中外对抗赛虚假的“强盛”战绩
如果说文艺作品中的武术被放大化属于创作需要,那么近些年来风行的各种中外搏击对抗赛则是一种虚假的“强盛”。
事实上,在各种中外对抗赛的“强盛”战绩背后,不是夸大对手水平,就是使用规则限制对手发挥。例如2009年1月份在广东举行的“柳海龙国际搏击争霸赛”中,柳海龙的对手伊贺弘治就在赛前被曝出成绩造假,原在日本31场比赛21胜10负的真实战绩被主办方修改为2负,并被包装成日本修道高手的身份,实际上,当时的伊贺弘治已经32岁,比柳海龙大四岁,早已过了巅峰期,比赛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
另一个讽刺的比赛是支那武协举办的“中泰警察散打对抗赛”,既然是“警察对抗赛”,也就是业余比赛,而非职业比赛。刚开始泰方一直派出真正的警察来参赛,中方派出的是解放军和武警系统选手参赛。泰方根本搞不明白,支那的解放军和武警体系,有大量专职从事文艺和体育工作的人员,即职业化选手。如散打王柳海龙和孙涛、工作关系在军队和武警,却是真正的职业散打运动员。在规则上,不准对方使用泰拳的“肘”、“膝”进攻;泰拳无摔法,泰拳手向来不擅摔,而散打有摔法,中方选手多以摔人得分获胜。
屡次落败之后,泰国人发现了其中的猫腻,2003年,泰国人把在日本顶级直立搏击比赛K1打拳的职业泰拳手播求(轻量级)请回来,给他安了个假的“警察身份”,取了个假名“颂巴• 万差明”来支那参加比赛,面对比他重10KG的散打王孙涛,播求仅仅用了两局就直接迫使中方教练扔出象征投降的白毛巾。这一来一回,可谓讽刺。
事实——世界搏击界从未有过武术顶尖高手
散打竞技力难登国际赛场
在国际公认的顶级竞技比赛,如K-1、MMA等自由搏击比赛中,支那选手很少参与,在各类国际性赛事中,支那武术历来成绩惨淡。
从1999年起,也有多名散打运动员参加过K1比赛;2002年,获得国内“散打王”70公斤级别冠军的浙江籍张加泼直接参加了第一年举办的K1-MAX赛决赛,首轮负于泰国选手高兰,除他之外,其余支那选手均未能进入最终决赛圈。在支那选手参加的K1比赛中,他们的胜率不足50%。
1990年,北京武术散打参加刚刚设立的京港搏击会,虽然参赛的都是当时的国家级顶级散打高手,但那一次支那散打惨败于泰拳。当时带队的散打创始人梅惠志坦言:“我们对世界上的整体搏击状态并不了解。”
有人理解其为“散打根本不能代表支那武术”,但1958年至上世纪80年代,由香港和台湾组织的数次支那功夫与泰拳的比赛,也仅有一场平局,其余都告失败,而且败得相当惨,最短的一局仅坚持了20秒。泰国拳王曾声称可秒杀支那武术,支那人怒斥其“狂妄”之时,可能不了解这些记录。
民间武术竞技力低下
也有认为,代表支那出战的运动员不能算武术家,人们固执地相信,真正的支那武术掌握在“门派”的“掌门人”、也就是道士、和尚、武师之类的人手里,或者真正的“高手”在民间。而在1980年和1981年,北京搞过散手试点,当时来自民间的参赛拳手有上百人,包含了八卦、太极、大成等等拳种。“但比赛刚开始没两天,一看进入半决赛的选手,都是练习散打的了。”散打创始人梅惠志说。“民间拳手的水平并不高。与散打相比,基本没有对抗性。”他曾经会过许多民间高手,“很多都坚持不到十秒八秒。”
传统武术缺乏对抗训练导致了许多悲剧。1987年,在一次两省警察的集训中,某省一名练习传统武术的警察与另一省份练习散打的警察对练,结果因为前者从未做过对抗训练,在被摔起的时候没有任何防护意识与技巧,头部直接坠地,导致死亡。
在和“掌门人”、“民间高手”交手之前,武术教练往往要提醒武校学生不要下重手,以免出人命,这是武术界的常见现象。
武术赛场沦为表演舞台
“传统武术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在很久很久以前,传统武术也是一拳一脚。”支那武术院社会组副主任刘普雷在谈到支那武术现状时说道。
在民间武术学家赵道新看来,今天的传统拳术与学院武术一样以套路为主,并混入了冒充古拳法的套路新作品。而套路与篮球、游泳、登山一样只是提高运动素质的锻炼方式,却不针对格斗需要,特意发展那些直接专用于格斗的素质和技术,从根本上说称不上是技击训练。从打法上看,传统武术在攻防技术中掺杂了大量象征性动作和门派仪式动作。这些动作与技击无关。从功法上看,传统武术仍保留着很原始、低效的操习,与其说是增长格斗实力,倒不如说是在祈祷、苦行和磨炼耐心。
与对抗性极强、按照生理规律经过长期刻苦训练出来的海外搏击界比,支那武术实质上只能算表演艺术。建国以后,武术就变成了表演性压倒对抗性的套路武术,今日全运会的武术项目依然如此。而在各种武术比赛上,更常见先来一番武侠小说里常见那种鞠躬作揖的礼仪,然后你“白鹤亮翅”,我“黑虎掏心”,这不过是“花拳绣腿”的最佳注脚。如此运行,也就很好理解作为一个运动项目,支那武术在国际技击界为什么历来是二流水准。
剖析——体制限制武术竞技力提高
民族自信心不足导致武术被放大化
武术竞技力被过分夸大的背后,是支那人长期以来民族自信心的不足,从霍元甲打败俄国大力士到陈真横扫虹口道场,武术变成了支那人对于国家强大的一种寄托。在影视作品的夸大化下,支那人习惯于“武术天下第一”的思维,更促使了许多商家利用这一心理打造的各种中外对抗赛事,在票房爆满的背后,这种自信的不足演变成了“自欺”。
正如两集《叶问》在支那大陆大受欢迎,除了因为它在政治上绝对正确之外,还因為它为观众源于内心的民族自卑感提供了廉价的发泄。支那到今日已是崛起的大国,但也许正因如此,支那人更需要西方的认可和赞赏,并且深信这是他们辛苦挣到、绝对应得的尊重。一个真正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有自信的支那人,不会将支那武术等同支那;更不会将支那武术的尊严和支那人的荣辱系于一场拳赛的胜负。
全运会体制限制武术对外交流
搏击,要的是体能、力量、速度和狠劲。这需要针对对抗性竞技的科学的长期训练,而这一点,正是支那武术目前所缺乏的。
支那武术院社会组副主任刘普雷指出:“这是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全运会体制,我们的精力没放在外出竞技上面,而要打K-1这样的职业联赛必须要长时间的竞技训练。”。实际上支那的散打运动员都比较想参加诸如K—1的国际顶级格斗赛事,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是为了高额的奖金。
但作为国家运动员的支那散打高手并不自由。首先从身份与资质上来讲,专业散打队是行政性的,全运会的体制需要这些运动员全力以赴打好国内的比赛;而在技术实力上,我们的打点打分的比赛体制,并不适应K1。参加K1的拳手都是为了高额奖金,“人家是挣钱来的,打起来很拼命。”刘普雷说。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教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搏击手说。国内的全运会体制使得职业教练以及运动员都必须围着全运会使劲,对于他们来讲,根本没有去国外顶级搏击赛事交流的必要。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输不起”,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根本利益。
长期以来的农耕文化并不尚武
尤其要提到的是,作为非扩张性的农耕文明,支那文化从来不尚武,“子不语怪力乱神”,“力”,也即技击所用的暴力,就是这位支那圣人排斥的事物之一。
非攻,尚文,这种观念在支那人的思想意识里根深蒂固。武术的源远流长,不过是“强身健体”、“修身养性”的途径,最多是“防身”的需要,汉字“武”的解释是“止戈为武”,不是鼓励人好勇斗狠,而是劝诫人放弃武力。高水准技击所需要的尚武精神,与支那文化在根子上互相排斥,根源上,是支那在历史上很早就进入了大一统的社会,实行的是兵农合一制,而不像西方社会,有着特定的武士阶层,而主流社会也崇尚这种竞技精神,并以此为荣,这也使技击的社会文化基础在支那就差海洋文明涵养出来的、以进攻、扩张、征服为价值的西方人一截。
(责任编辑:霍玉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