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元明易代是文明倒退的大悲剧
大元帝国，是东亚大陆历史上，思想最开放，眼界最为远大，统治者阶层对于传播引进外国先进思想技术最为热心心态也最为良好的时期，这和元朝时代空前的大一统格局形成，商品经济的高度发展，思想的高度活跃，广大知识分子与普通人民的生活有更广泛的接触从而在大众文化中起创造性作用是分不开的。
大元帝国当时能吸引像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这样的外国人万里迢迢而来，不仅是因为元朝在当时世界上拥有最丰富的物质财富，更是因为元朝时代的城市经济繁荣和大众娱乐的兴盛促进人民精神生活质量提高，导致这些异国来客在中国城市里“乐不思蜀”，惊喜赞叹。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可波罗对当时的元代中国国富民安科技先进欣欣向荣局面赞不绝口。如他曾在书中提及对元朝城市居民的观感：“他们完全以公平忠厚的品德，经营自己的工商业。他们彼此和睦相处，住在同一条街上的男女因为邻里关系，而亲密如同家人。”如他提及当时元朝首都汗八里（大都）的赈济十分普遍：“所有向朝廷要求食物的人，都不会被拒绝。每天都有官吏分发二万桶米、粟和稷。人民因为大汗对于贫民有这样可敬和惊人的义举，都十分爱戴他。”又如他对元代纸币的惊奇印象是：“真可以说是具有炼金士的神秘手段……用这些纸币，可以买卖任何东西。同样可以持纸币换取金条。”
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啻于马可波罗的种种评价。如伊本白图泰在从摩洛哥到达中国之后衷心评价说：“对商旅说来，中国地区是最安全最美好的地区。一个单身旅客，虽携带大量财物，行程九个月也尽可放心。”如他在亲眼目睹元代中国的对弱势群体的良好赈济服务后如实记录：“凡无力谋生的老人皆可向庙里申请生活费和衣物。一无所有的孤儿寡妇亦可申请。”又如他在从杭州到大都一路走来之后写下他难以置信的感受：“这里是世界上房舍最美好的地区。全境无一寸荒地。……沿河两岸皆是花园、村落和田禾——从汗沙（即杭州）至汗八里（即大都）城，为六十四日程。……一路都是田地,生产水果和蔗糖。我在世界各地从未见有如此好的地方。”
不仅外来旅人惊奇赞叹，而且连远道而来的天主教传教士们也对元代中国推崇无比，一致认为远比当时欧洲社会风气好。如法国传教士鲁布鲁乞对当时大元帝国良好社会风气评价很高：“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的。忠厚是随处可见的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它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须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而意大利圣方济各会修道士鄂多立克则在他的《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对元朝社会发出了最为激赏的浩叹：“这样多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平安地相居于唯一权力的管理之下，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是世间一大奇迹。”
当代美国学者威泽弗德则在《成吉思汗与现代世界形成》中对元朝评价说：“已形成的中国主流文化当然不单是蒙古的，但它也不全是汉族的。忽必烈汗制造了一个融合物，通过他的努力，这种文化将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其广度和深度使人难以预料。”
从这些外国人的言论里，每一个稍有分析思维能力的中国人都会得出自豪的结论，元朝对于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贡献是举世公认不可磨灭的。
然而，为什么要说元明易代是文明倒退的大悲剧呢？
侯扬方教授在《朱元璋：一个全面倒退的制度创立者》一文中明确指出：“如果没有朱元璋的全面反动和全面闭关锁国,中国就可能继承并发展唐宋元三朝世界领先的海外贸易,从而在15世纪开始的世界全球化运动中占据领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朱元璋及其开创的制度是中国历史的大悲剧和大倒退。”不能不说，侯教授的这一批判性结论是一针见血，鞭辟入里，基本符合历史本来面目的。
首先我们要看到，元亡明兴以后，对外交流情形发生了急剧改变。支那明朝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与西方世界交流的大门轰然关闭，元代一度传播开来的天主教被严令禁止，西方传教士慑于明代中国恐怖政策纷纷离去，从此两百年间中国与欧洲基本无任何交流活动可言，直到万历时代政策稍有松动，才有传教士利玛窦来华。然而利玛窦的中国旅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受尽了艰辛、困苦甚至危险、敌视，跟鲁布鲁乞、 鄂多立克的境遇可谓是天壤之别。在广东肇庆，谣言和石头砸得利玛窦等人发晕，在《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记载里，他们被当时愚昧的明人描绘成“来自狼徐鬼国专门吃小孩的，长身高鼻、猫睛鹰嘴的恶魔”，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们还被视为佛朗机奸细，因为“他们将给帝国造成无法估量的危险，一方面刺探中国情报，另一方面教唆中国安份守已的百姓想入非非”。利玛窦对此感慨万千：“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而与之随行范礼安神父则在临终时发出了愤怒的指控：“我们经常不断地受到中国人民的仇恨和恶棍们的诬蔑，恶棍们特别善于玩弄阴谋和非常恶毒地捏造令人相信的谎话。更加困难和冒险的是，我们时时刻刻在一切方面都要取决于官吏们的专断，他们又经常更换，每次都从另一个省调来，开始执政时非常严酷，一阵心血来潮，就可以把我们驱逐回国。”
其次，我们必须看到，支那明朝的海洋政策与元朝相比毫无任何进步可言，作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禁海迁界野蛮政策，在中国历史中前无古人。洪武二十年（1387年）七月，老朱下令“徙福建海洋孤山断屿之民，居沿海新城”，后又下令“各省孤屿，人民既不得他用，又被他作歹，可尽行调过连山附城居住，给官田与拼、宅舍与居。夕于是，福建、广东暨澎湖三十六屿尽行调过，以三日为期，限民徙内，后者死。”大规模迁徙岛屿居民的行为从福建沿海扩展到两广、江浙和山东。此项政策令沿海岛民祖孙数辈开垦的土地荒芜，多年积累起来的家业毁于一旦，就连迁徙的过程也十分野蛮残酷。汤和在迁徙浙江沿海岛屿居民时，严酷约定午前迁者为民，午后迁者为军，致使宁波、台州、温州沿海岛屿居民忍痛抛弃多年积攒下的产业，以免被编为军户到偏僻荒凉之地戍边。东海近岸岛屿带的社会经济由此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逃海为生和私自出海贸易的商民变为“海岛流人”，在东南亚的一些地方建立移民社区，但和本土的联系被人为地切断了。而永乐时代的下西洋政策，则貌似进步实则完全是一种假大空的政绩工程。庄国土在《论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开拓事业的破坏——兼论朝贡制度的虚假性》一文里曾深刻指出：郑和下西洋的动机，既是为了营造“万国来朝、四夷咸服”“天朝”的气势，也是中央集权政府打击东南沿海民间贸易和海上流民的措施。其结果是“倾国力”进行的“下西洋”活动因国库告罄而无力继续，“厚往薄来”的朝贡贸易随之烟消云散，宋元时期国人方兴未艾的海外拓殖也为之中断。明朝政府也因此背向海洋，继续维持海禁政策。明朝中央政府对东南沿海人民的海外拓殖事业的敌视，是明清时期国人海外贸易与移民扩张的最主要障碍，它使中国多次丧失向海洋发展的机会。
另外，从财政管理方面来看，明与元相比也是走向极大倒退，《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就针对明朝财政管理不善批判说：“明代的财政管理方法比以前诸如唐代和宋代所使用的方法倒退了一大步。中央政府缺乏管理能力，这也使它的财政制度不如元代的制度。”最明显的一个实例就是，明朝所发行的大明宝钞居然连准备金都没有。这跟元朝时期完善的钞法相比简直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
从国内民族关系角度来看，明朝退步则更为明显。事实上，经过元朝时代近百年的和平共处，各族人民的水乳交融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元亡明兴，腐朽的夷夏思想抬头，国内民族隔阂加大，民族冲突加剧。
对于蒙古族而言，汉蒙之间的冲突就毋庸讳言了。本来，经过元朝近百年的经营，长城以外广大草原地区出现了“屯田连络，监牧相属，宫室相望”的局面，然而当朱棣在永乐八年北征时也不得不承认：“元盛时，此皆民居，今万里萧条，惟见风埃沙草耳。”这种万里萧条局面是怎么造成的呢？这完全是朱明政府迁民、烧荒、限制耕牧的罪恶政策的恶果！
明政府屡屡下令“塞外夷民，皆令迁入内地”，“勿容再聚” ，“地方人十分要打荡得乾净”，而且，“近年兵马出境烧荒，俱至二百里外，顺风举火，草莽烧焚尽绝”，“边界封界之外，军民不得擅出耕牧”。这种民族隔离政策实际使得当时蒙古族人民与中原经济联系的切断，导致他们失掉了许多生活用品的生产手段和来源；又因为政治上与明朝处于对立地位，贸易关系不能正常地发展，最终为了满足物质生活的需要，他们不得不南下抢掠。于是酿成了明朝与蒙古部落两百多年的激烈冲突，最终是两败俱伤的结果。
对于女真族而言，明朝建国之初，就公然放弃元朝在大同江以北的领土，给这一地区女真部族居民造成极大的损害。由于丧失了国家政权的保护，李氏朝鲜开始了他们所谓的“拓土”大业，在《李朝实录》里，屠杀驱赶当地女真部族可谓是史不绝书。建州女真的祖先就是被迫从朝鲜半岛迁移到东北的一群难民部落。
对于南方苗瑶壮侗各族而言，在明朝的建立之初就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洪武十六年怀远将军、安陆卫指挥使吴复在广西“克墨定苗，至吉剌堡，筑安庄、新城，平七百房诸寨，斩获万计”，征南将军韩观则在洪武二十八年“移兵征南丹、奉议及都康、向武、富劳、上林、思恩、都亮诸蛮，先后斩获万余级”。为了“开边”，明王朝在黔东和贵阳、安顺等地大量安屯设堡，强使许多苗族人民迁居。（《邱北县志》第二册）贵州军务右副都御史白圭的折子，左一个“斩首一万”，右一个“斩首3000”。据《凤凰厅志》和《泸溪县志》载：苗区人口“大经草剃，存不满百”，“几经绝种”。“经过挞伐征剿，村寨十室九空，人迹灭绝”。为了加强对“生苗”区的控制，明朝历代统治者多次诉诸武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征剿和屠杀，并发布赏格，凡生擒苗人一名赏银五两，杀一苗人赏银三两（郭子章《黔记》卷五十九）。在残酷杀戮的同时，明朝的边将们更是竭尽变态杀人狂之能事，故意使用极端残忍的手段来杀死少数民族俘虏，如《明史·韩雍传》就记载了“支解刳肠胃，分挂林箐中，累累相属”这样的暴行，而《彭伦传》则记载了“缚俘囚，置高竿，集健卒乱射杀之，复割裂肢体，烹啖诸壮士。罪轻者截耳鼻使去”这样极端残忍的手段。可见这些明朝暴虐专制体制下的军人在夷夏思想的驱动下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
综上所述，元明易代，作为一场历史大倒退的悲剧，实在值得后人深深反思和汲取教训。
周二 二月 15, 2011 3:30 am
